留学人员信教的动机

除了前面的因素，中国教育制造的读书人还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使他们可以接受基督教。

中国知识分子的学习经历的主要内容就是读书和考试，这种生活经历往往让人对“标准答案”有信仰高度的追求。一旦进入美国大学里，或者走上美国社会，标准答案这个“信仰”渐渐的远去了，这些人的心里也就空虚了。

尤其是在美国，学校和社会只告诉你什么不能做，而不是“只能做”什么；科学的逻辑也总是告诉你什么不是正确的、不完善的——在这种开放的环境里，突然有人告诉你“要做什么”，或者“XX是唯一真理”，就迎合了对“终极标准答案”的渴求。可以说基督教的思考方式，正好填补美国大学缺乏“标准答案”的空白。

除了渴求标准答案，中国读书人学习的动力也不一定是热爱真理，而是习惯于一种生活方式：获得好成绩，受到师长表扬，同伴羡慕（在古代可以等同于“功名”）。也就有一些人，在决定远赴美国的时候，与其说是出于自己对美国的向往，不如说来自身边人对美国生活的向往。于是留学之前他们受到家人朋友以热切期望——尤其是那些成长中受到宠爱的孩子，或者独生子女——留学开始就变成了所在国家的边缘人，不管此前多么合群，也要经过文化上的磨合（culture shock），巨大的心理落差是难免的。

还有一类读书人，在大陆或者台湾入积极参加主流政治组织，人际生活充实，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到美国，同样成为边缘人——因为美国两党活动都不讲中文，第一代移民要深入这些团体核心也很困难。但是这些中国读书人的智力都不差，学东西上手很快，所以很快可以理解基督教的专用语言体系，并且能在教会活动力崭露头角，甚至成为核心人员 ——于是美国华人基督徒里出现了不少中国名校毕业生，以及国共两党的前党员。这种希望处于社会团体中心的心理动机，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特殊需求”。

90年代时，中国一些曾经忙碌的中低层干部，在退休之后成为社会边缘，也感到心理的落差和空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参与了f.l.g的修炼，据说由于他们文化素质出众，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圈子里的核心，他们说自己就是为了被别人一口一个“站长”的称呼着，还有那年轻忙碌的充实感。

“处于核心”的心理需求和实际的身份落差，并不只是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中国还有很多人在社会剧变里要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有的从老大哥变成下岗工，有的从农村劳动力核心变成了进城农民工，还有的不少老人妇女成了所谓的“留守”人员——这些人都是宗教或类宗教组织的主要发展对象。

可见基督教的发展过程并不神秘，仅仅是把社会里存在的空白填补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