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哼了20多篇，是结尾的时候了。
从同化移民的角度看，基督教传教人士对于美国第一代华人移民的努力，有些像在中国用盗版推广windows的微软——目的不在于百分之百的覆盖，而只是挤走潜在的文化竞争者。
胡某在到达美国之前，基本没什么宗教知识，跟不用说基督教——在美国的中文教会第一次听到“福音”这个词没有跟在“xx患者的”后面，还倍感惊奇。后来接 触了一些基督徒，有喜欢引用毛主席语录的中年华人基督徒，有每年春夏之交就“个体无意识”的青年华人基督徒，还有很虔诚传教但却不知道13为什么是不吉祥 数字的美国基督徒…才发觉美国基督教并不是作为一个宗教存在的，而是一种超宗教的现象。
目前在一些中文论坛上，反基督教的文字已经很多，但是试图观察华人与基督教的互动，并探讨美国“宗教经济”的文章却很少，至于关于教会如何经营之类的话题 也几乎没有。甚至在一些反基督教人士眼里，说一句基督教的“好话”竟然都算是传教——其实，这就象性教育不是传授性技巧一样，关于宗教的知识也不都是传 教，还可以是一种理性看待宗教的态度。
希望《游子哼》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010年10月9日星期六
中下阶层的基督徒
许多人在刚到美国，甚至还没有到美国的时候，可能就听说过“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或者“美国是基督教国家”。这个观点在华人教会传教的时候会被多次提起，每到这个时候，一张美元就会被拿出来——“看到上面印的In God we trust了没有？每一张美钞，每一个美国硬币上都有这个”。美国总统手扶圣经宣誓的场景也会多次被提起，意思是信了基督教你就和美国总统有了一个共同点，还需要犹豫么？
这种宣传的出发点自然是美化基督教，但是话说的太过也可能有负面效果。美国到底是不是基督教国家，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影响对美国的观察：如果是，美国也有很多非基督教的因素在影响社会；如果不是，美国占人口多数的基督教徒也会依据美国社会的游戏规则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所以，与其思考“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立国”这些概念，不如直接去观察美国的基督徒。
客观上讲，支撑起美国的基石——中层与下层美国人——确实接受基督教，但是他们将基督教作为一种斗争工具的方式并不总是和谐的。
中下层白人
中下阶层的白人在人口上占据了美国人口的多数，但是他们往往从事体力劳动，或者专一性强的技术职业。在分工细致的美国，一个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知识，不管是普通工农,或是医生、教师、工程师,都可能缺乏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知识与训练，所以他们面对国家政治议题时也就处于“外行指导不了内行”的位置。但是，基督教为这些人提供了参政的支持——不论文化水平与眼界如何，只要专心学习圣经，就可以直达“真理”。
对于“真理”的过度自信，有时候也造成了美国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有一些以KKK自称的民间组织，曾经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直到奥巴马竞选总统的时候，美国竟然还有人以燃烧的十字架作为抗议。
2009年8月11日，一个白人男子携枪举牌站立路边，“恭候”奥巴马经过，由于他是站在一个教堂的私有土地上，所以警察也没有办法——这个教堂允许男子来携枪抗议，也不怕自己的成员得知此事（兴许还希望被新闻报道呢），则暗示整个教会的政治立场都不在奥巴马这边。
至于在2010年3月抓捕的“胡塔里”，试图用枪支和爆炸来反对奥巴马，则是一个公开的基督教民兵组织。
美国黑人
美国黑人在追求种族平等的过程中尝试了不止一种方式，只有黑人的基督教最受美国主流社会包容，于是黑人基督教会也成了他们的主要维权部门。
在黑人教会里，对社会的口头发泄比较普遍：奥巴马参选时曾经被爆出其教会神父的“上帝诅咒美国”，直接跟“上帝保佑美国”的主旋律对着干。
美国黑人神父能说出这种话，来自于黑人基督教的神学积累：黑人教会的政治功能和白人教会是相似的，是团结政治素养有限的教众参与政治。与白人教会的不同在于，黑人教会没有发展出3K党这种暴力组织，只好从口头上讽刺宣泄。
例如黑人神学的一个观点是：“上帝在美国也算是黑人”。其中逻辑是：上帝根据自己形象造人->由于黑人等有色人种存在，可知上帝有某种程度的有色皮肤->在美国只要有点黑人血统就算黑人，所以上帝算黑人。（这个观点当然有点极端，因为同理可以认为：上帝在南非算白人。）
美国华人
华人加入教会的原因前面说过很多，“融入社会主流”其实是最不可能成立的一条——毕竟华人教会说中国话，读中文圣经，就算成了主流，也是华人教会之内的主流。三教九流的华人加起来，才占美国人口的1%，可见华人基督徒与美国社会主流的还有不小差距。
美国军人
战场上，美国军人单靠武器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怖，还需要一些精神原子弹的支持，所以圣经和牧师是美军必备的配置。
为什么说是“必备的”呢？民主自由的理念不可以替代么？
民主自由可以别国人民内讧，但是没法让美军不内讧：对于一线的美军士兵，保命的自由乃是第一自由；如果能投票撤军（至少把自己撤下去），他们也乐意立即执行民主手段。只有不断用“死后可以上天堂”或者“上帝保佑你现在不死”才有点效果。所以，对于美军来说上帝就是不可以替代的。
不过德克萨斯州美军基地的极端事件提醒人们：信仰不同上帝的美军之间还是可能出问题。
神职人员
牧师等神职人员，工资最终要来自教会收集的捐款。去教会的基督徒越多，资金就越宽裕；美国教会越多，神职人员就业压力就越小。所以神职人员对于“基督教国家”是十二万分的支持。
尽管在美国已经有了这么多基督徒，还是有一些保守的教会人士对于社会的发展很不满。他们觉得美国人一切向钱看（money-oriented），为了把钱给自己享受就越来越少去教堂礼拜（减少了募捐），这样是一种堕落。
他们经常以中国民间基督教的发展来提醒教徒：如果你们不常来，中国就会变成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上帝就不喜欢咱们了！
这种宣传的出发点自然是美化基督教，但是话说的太过也可能有负面效果。美国到底是不是基督教国家，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影响对美国的观察：如果是，美国也有很多非基督教的因素在影响社会；如果不是，美国占人口多数的基督教徒也会依据美国社会的游戏规则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所以，与其思考“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立国”这些概念，不如直接去观察美国的基督徒。
客观上讲，支撑起美国的基石——中层与下层美国人——确实接受基督教，但是他们将基督教作为一种斗争工具的方式并不总是和谐的。
中下层白人
中下阶层的白人在人口上占据了美国人口的多数，但是他们往往从事体力劳动，或者专一性强的技术职业。在分工细致的美国，一个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知识，不管是普通工农,或是医生、教师、工程师,都可能缺乏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知识与训练，所以他们面对国家政治议题时也就处于“外行指导不了内行”的位置。但是，基督教为这些人提供了参政的支持——不论文化水平与眼界如何，只要专心学习圣经，就可以直达“真理”。
对于“真理”的过度自信，有时候也造成了美国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有一些以KKK自称的民间组织，曾经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直到奥巴马竞选总统的时候，美国竟然还有人以燃烧的十字架作为抗议。
2009年8月11日，一个白人男子携枪举牌站立路边，“恭候”奥巴马经过，由于他是站在一个教堂的私有土地上，所以警察也没有办法——这个教堂允许男子来携枪抗议，也不怕自己的成员得知此事（兴许还希望被新闻报道呢），则暗示整个教会的政治立场都不在奥巴马这边。
至于在2010年3月抓捕的“胡塔里”，试图用枪支和爆炸来反对奥巴马，则是一个公开的基督教民兵组织。
美国黑人
美国黑人在追求种族平等的过程中尝试了不止一种方式，只有黑人的基督教最受美国主流社会包容，于是黑人基督教会也成了他们的主要维权部门。
在黑人教会里，对社会的口头发泄比较普遍：奥巴马参选时曾经被爆出其教会神父的“上帝诅咒美国”，直接跟“上帝保佑美国”的主旋律对着干。
美国黑人神父能说出这种话，来自于黑人基督教的神学积累：黑人教会的政治功能和白人教会是相似的，是团结政治素养有限的教众参与政治。与白人教会的不同在于，黑人教会没有发展出3K党这种暴力组织，只好从口头上讽刺宣泄。
例如黑人神学的一个观点是：“上帝在美国也算是黑人”。其中逻辑是：上帝根据自己形象造人->由于黑人等有色人种存在，可知上帝有某种程度的有色皮肤->在美国只要有点黑人血统就算黑人，所以上帝算黑人。（这个观点当然有点极端，因为同理可以认为：上帝在南非算白人。）
美国华人
华人加入教会的原因前面说过很多，“融入社会主流”其实是最不可能成立的一条——毕竟华人教会说中国话，读中文圣经，就算成了主流，也是华人教会之内的主流。三教九流的华人加起来，才占美国人口的1%，可见华人基督徒与美国社会主流的还有不小差距。
美国军人
战场上，美国军人单靠武器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怖，还需要一些精神原子弹的支持，所以圣经和牧师是美军必备的配置。
为什么说是“必备的”呢？民主自由的理念不可以替代么？
民主自由可以别国人民内讧，但是没法让美军不内讧：对于一线的美军士兵，保命的自由乃是第一自由；如果能投票撤军（至少把自己撤下去），他们也乐意立即执行民主手段。只有不断用“死后可以上天堂”或者“上帝保佑你现在不死”才有点效果。所以，对于美军来说上帝就是不可以替代的。
不过德克萨斯州美军基地的极端事件提醒人们：信仰不同上帝的美军之间还是可能出问题。
神职人员
牧师等神职人员，工资最终要来自教会收集的捐款。去教会的基督徒越多，资金就越宽裕；美国教会越多，神职人员就业压力就越小。所以神职人员对于“基督教国家”是十二万分的支持。
尽管在美国已经有了这么多基督徒，还是有一些保守的教会人士对于社会的发展很不满。他们觉得美国人一切向钱看（money-oriented），为了把钱给自己享受就越来越少去教堂礼拜（减少了募捐），这样是一种堕落。
他们经常以中国民间基督教的发展来提醒教徒：如果你们不常来，中国就会变成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上帝就不喜欢咱们了！
美国基督教会与体育
用音乐代替说教，多了一些娱乐与合作，少了一些争执。其实，体育活动在这方面的的效果也不错。
对于美国的基督徒来说，“大球”项目有特殊的精神效果，例如篮球、橄榄球、排球、足球等。因为这些运动的团体对抗性很强，队友之间的配合能够提高团队的和 谐气氛。教练（如果有的话）和队长还可以在活动中还可以树立起权威，提高领导力和口才——毕竟传教也要讲究形象，一个形象健康、态度向上、说话自信的人， 当然要比没精打采的人更有亲和力，传教与维持教会气氛方面也效果更好。
唱诗班的合唱也可以认为是一种集体“运动项目”，同样消耗不少体力，锻炼组织协调力和气质。
这些集体运动，除了团结教会内部，还可以用来联络教会之间感情，形成宗教网络，减轻一个教会内生的“自闭性”。对于在中国以“地下”传教的人来说，教会之 间的小型体育比赛还有秘密联络的特殊功效，好像解放前的地下党用打麻将来掩饰开会——不过球赛的人数显然比一桌麻将要多。
对于少林功夫、空手道、气功、瑜伽之类东方传来的运动，美国基督徒似乎没有什么抵触——至少有的白人基督徒是荤素不忌，李小龙的书和圣经都可以摆在一个书架上——但是对于华人基督徒和教会来说，并不能随意练武，气功更是不能沾。
倒不是说中国人的体质异常，而是武术/气功的传承体系，往往有针对中国人的精神引导。某些门派干脆就直接从属于中国的某个宗教——这里面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却没有基督教。
即使不带宗教背景，武术/气功也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就是强化师徒之间、师兄弟之间的人际关系。加上中国文化里师徒文化根深蒂固，而基督教传入之后本土化工作还有不足，所以华人教会不得不提防人员流失的危险。
尽管不许练，但是向修炼者传教工作总是要做的，华人教会在传教时常作的一类关于气功的“见证”：本来想练气功治病的人没有成功，最后信了主耶稣就得救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练武术/气功的人还是比普通人更难被传教。
对于美国的基督徒来说，“大球”项目有特殊的精神效果，例如篮球、橄榄球、排球、足球等。因为这些运动的团体对抗性很强，队友之间的配合能够提高团队的和 谐气氛。教练（如果有的话）和队长还可以在活动中还可以树立起权威，提高领导力和口才——毕竟传教也要讲究形象，一个形象健康、态度向上、说话自信的人， 当然要比没精打采的人更有亲和力，传教与维持教会气氛方面也效果更好。
唱诗班的合唱也可以认为是一种集体“运动项目”，同样消耗不少体力，锻炼组织协调力和气质。
这些集体运动，除了团结教会内部，还可以用来联络教会之间感情，形成宗教网络，减轻一个教会内生的“自闭性”。对于在中国以“地下”传教的人来说，教会之 间的小型体育比赛还有秘密联络的特殊功效，好像解放前的地下党用打麻将来掩饰开会——不过球赛的人数显然比一桌麻将要多。
对于少林功夫、空手道、气功、瑜伽之类东方传来的运动，美国基督徒似乎没有什么抵触——至少有的白人基督徒是荤素不忌，李小龙的书和圣经都可以摆在一个书架上——但是对于华人基督徒和教会来说，并不能随意练武，气功更是不能沾。
倒不是说中国人的体质异常，而是武术/气功的传承体系，往往有针对中国人的精神引导。某些门派干脆就直接从属于中国的某个宗教——这里面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却没有基督教。
即使不带宗教背景，武术/气功也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就是强化师徒之间、师兄弟之间的人际关系。加上中国文化里师徒文化根深蒂固，而基督教传入之后本土化工作还有不足，所以华人教会不得不提防人员流失的危险。
尽管不许练，但是向修炼者传教工作总是要做的，华人教会在传教时常作的一类关于气功的“见证”：本来想练气功治病的人没有成功，最后信了主耶稣就得救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练武术/气功的人还是比普通人更难被传教。
美国基督教会与音乐
传教是个技术性与艺术性并存的工作，只靠语言说是效果有限的，音乐不同于语言，没有辩论来往，只有你唱我和，可以让人暂时放下思辨，接受情绪的引导。在合唱时，由于所有人都要按照指挥来演唱，演唱者之间需要团结配 合，更是鼓舞教会气氛的有效办法。据说美国教会里，除了房产和存款之外，最值钱的就要数高档音响器材和乐器了，可见音乐的重要。
在美国民间，近几十年里音乐换代非常快，各种风格并存发展，不同的美国人可能对于音乐的偏好非常不一样。但相同的一点是：不喜欢节奏慢、歌词老旧的音乐。 如果一个教会的音乐风格保守，很可能就留不住人，于是美国就出现了所谓的“当代基督教音乐”（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当代基督教音乐”至少包括美国乡村风格，迪斯科，摇滚，以及一些说不清分类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的曲调内容，竟然和以失恋为主题的中文流行音乐非常相 似，只不过被追求、渴望的不是异性，而是耶稣上帝。以至于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基督教教堂里看到架子鼓电吉他，台上四五个人的小乐队大唱“我想摸你”(I want to touch you)的时候，都很是惊讶：同样是宗教，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美国流行风格的基督教音乐受众颇广，不但在教堂可以听到，还有专门播放这类音乐的广播频道，金曲排行榜和音乐大奖，动用了多种商业运作的工具。由于美国人 一个星期里在汽车上比在教堂里带的时间还要长，所以电台可能是这类音乐的主要阵地，比如一个叫K-LOVE的电台体系就覆盖了全美44个州，播放每天不 停。
高效率的运作，结果就是高效率的产出，很多可以称为精品的“泛基督教流行音乐”就这样被传播开来，甚至让不少中国人都很喜欢。比如早期随着迪斯科传到中国 的《巴比伦河》，到后期“神秘园”乐队的《You raise me up》，都是基督教背景浓厚的音乐佳作——只不过这其中有些演唱难度略高，不太适合普通人的大合唱。另外还有Celtic Woman等演唱团体，在宗教音乐和商业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以上这些歌曲并不是都始创于美国，但是在美国有较大影响。）
基督教流行音乐的成功也不是每个人都欢迎，对于一些保守的教派来说，这简直就是“信仰的堕落”：耳听着“三俗”音乐心里还能有几分虔诚呢。不过，要放在5百年前的欧洲，目前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异端”，再“正统”的音乐恐怕也好不到哪去。
更何况“泛基督教流行音乐”还算风格主流的，“基督教重金属音乐”、“基督教嘻哈音乐”“基督教朋克音乐”这些风格才是真的小众音乐——只要能吸引到人，美国的基督教音乐一定还可以有更多花样。
在精神食粮供应过剩的时候，美国牧师们开始发现众口难调了。于是音乐偏好相近的基督徒们自由组合，导致不同教会的音乐风格大不相同，喝咖啡的一个教堂，爱吃大蒜的一个教堂，各取所需——不过好处是增加了教徒对自己教会的忠诚度。
相比于基督教会（新教），美国的天主教会的音乐就要保守一些。与影视片里反映的差不多，多是唱诗班或者钢琴/管风琴领唱。正由于这种保守，音乐风格新颖的《修女也疯狂》一经播出就立即引起了轰动。
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也有中文宗教音乐，但是多属于词调皆平淡的作品。究其原因，人才的匮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人对信仰性音乐要求标准远不如娱乐性音乐。
对于身在中国的人来说，这种“标准低”也许不好理解，最好是有一首歌能让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会唱，才好比较，比如《国际歌》。
有兴趣的不妨找一下某期《同一首歌》里刘欢等人在人民大会堂领唱的《国际歌》，还有一首网络上流传很广的《德语版国际歌》。Youtube上有两段美国法国的视频，也是不错的对比样板：
链接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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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这些演唱，你一定能想象出美国华人教会唱歌的“气场”。
在美国民间，近几十年里音乐换代非常快，各种风格并存发展，不同的美国人可能对于音乐的偏好非常不一样。但相同的一点是：不喜欢节奏慢、歌词老旧的音乐。 如果一个教会的音乐风格保守，很可能就留不住人，于是美国就出现了所谓的“当代基督教音乐”（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当代基督教音乐”至少包括美国乡村风格，迪斯科，摇滚，以及一些说不清分类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的曲调内容，竟然和以失恋为主题的中文流行音乐非常相 似，只不过被追求、渴望的不是异性，而是耶稣上帝。以至于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基督教教堂里看到架子鼓电吉他，台上四五个人的小乐队大唱“我想摸你”(I want to touch you)的时候，都很是惊讶：同样是宗教，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美国流行风格的基督教音乐受众颇广，不但在教堂可以听到，还有专门播放这类音乐的广播频道，金曲排行榜和音乐大奖，动用了多种商业运作的工具。由于美国人 一个星期里在汽车上比在教堂里带的时间还要长，所以电台可能是这类音乐的主要阵地，比如一个叫K-LOVE的电台体系就覆盖了全美44个州，播放每天不 停。
高效率的运作，结果就是高效率的产出，很多可以称为精品的“泛基督教流行音乐”就这样被传播开来，甚至让不少中国人都很喜欢。比如早期随着迪斯科传到中国 的《巴比伦河》，到后期“神秘园”乐队的《You raise me up》，都是基督教背景浓厚的音乐佳作——只不过这其中有些演唱难度略高，不太适合普通人的大合唱。另外还有Celtic Woman等演唱团体，在宗教音乐和商业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以上这些歌曲并不是都始创于美国，但是在美国有较大影响。）
基督教流行音乐的成功也不是每个人都欢迎，对于一些保守的教派来说，这简直就是“信仰的堕落”：耳听着“三俗”音乐心里还能有几分虔诚呢。不过，要放在5百年前的欧洲，目前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异端”，再“正统”的音乐恐怕也好不到哪去。
更何况“泛基督教流行音乐”还算风格主流的，“基督教重金属音乐”、“基督教嘻哈音乐”“基督教朋克音乐”这些风格才是真的小众音乐——只要能吸引到人，美国的基督教音乐一定还可以有更多花样。
在精神食粮供应过剩的时候，美国牧师们开始发现众口难调了。于是音乐偏好相近的基督徒们自由组合，导致不同教会的音乐风格大不相同，喝咖啡的一个教堂，爱吃大蒜的一个教堂，各取所需——不过好处是增加了教徒对自己教会的忠诚度。
相比于基督教会（新教），美国的天主教会的音乐就要保守一些。与影视片里反映的差不多，多是唱诗班或者钢琴/管风琴领唱。正由于这种保守，音乐风格新颖的《修女也疯狂》一经播出就立即引起了轰动。
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也有中文宗教音乐，但是多属于词调皆平淡的作品。究其原因，人才的匮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人对信仰性音乐要求标准远不如娱乐性音乐。
对于身在中国的人来说，这种“标准低”也许不好理解，最好是有一首歌能让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会唱，才好比较，比如《国际歌》。
有兴趣的不妨找一下某期《同一首歌》里刘欢等人在人民大会堂领唱的《国际歌》，还有一首网络上流传很广的《德语版国际歌》。Youtube上有两段美国法国的视频，也是不错的对比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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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这些演唱，你一定能想象出美国华人教会唱歌的“气场”。
免费的“爱”
最近google推出了美国之内免费打电话的服务，引起反响。以中国人的思维，多半心里要好奇：他们究竟是图个什么呢？
google是个商业机构，它的盈利方式和基督教关系似乎不大，但是这种免费服务在中国是很容易被当成诈骗的，所以说两国文化也确实存在不同。而中国人这种“功利性”的思维方式导致美国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出现一些水土不服。
基督教所谓的“爱”，基本属于一种无条件的，奉献式的情感，甚至连仇人也要去爱。所以慈善行为往往没有明显的功利借口。
但是中国文化相对不容易相信“无缘无故的爱”。中国人的慈善行为，有时候以“为自己积德”为借口，有时候以对“同乡”或者“都是中国人”来作为情感的纽带。在中国，如果有人不要求回报的给另一个人提供某种好处，一般都会受到怀疑，这叫“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从反方向来说，中国的传统道德往往也以“损阴德”“遭报应”来对不良的行为进行规范。而现代基督教新教里对地狱、炼狱的描述已经大量削弱，有些教派甚至不承认地狱存在了。
现代基督教理论中强调“无条件的爱”，以及削弱负面内容的行为，其实和google开免费电话一样——既来自社会中存在的竞争力量，也是社会较为富足、人 际压力降低的表现。由于中国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爱”就显得和中国的现实有些格格不入。而在美国占主流的基督教义在中国面对水土不服，也就是 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
google是个商业机构，它的盈利方式和基督教关系似乎不大，但是这种免费服务在中国是很容易被当成诈骗的，所以说两国文化也确实存在不同。而中国人这种“功利性”的思维方式导致美国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出现一些水土不服。
基督教所谓的“爱”，基本属于一种无条件的，奉献式的情感，甚至连仇人也要去爱。所以慈善行为往往没有明显的功利借口。
但是中国文化相对不容易相信“无缘无故的爱”。中国人的慈善行为，有时候以“为自己积德”为借口，有时候以对“同乡”或者“都是中国人”来作为情感的纽带。在中国，如果有人不要求回报的给另一个人提供某种好处，一般都会受到怀疑，这叫“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从反方向来说，中国的传统道德往往也以“损阴德”“遭报应”来对不良的行为进行规范。而现代基督教新教里对地狱、炼狱的描述已经大量削弱，有些教派甚至不承认地狱存在了。
现代基督教理论中强调“无条件的爱”，以及削弱负面内容的行为，其实和google开免费电话一样——既来自社会中存在的竞争力量，也是社会较为富足、人 际压力降低的表现。由于中国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爱”就显得和中国的现实有些格格不入。而在美国占主流的基督教义在中国面对水土不服，也就是 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
中国宗教问题
在刚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就有人在河里讨论中国基督教，尤其是农村的“地下教会”，本篇来说这些内容。
宗教需求与现状
为了激励城市里的下岗工人们，刘欢在《从头再来》曾经这样唱到：“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不过在中国，“期待的眼神”有时候很稀缺，比如 对于沦落到“贫贱夫妻”的家庭，劳燕分飞的留守家庭，还有进入大学迷失方向的年轻人。即使生活宽裕的人，以往较为简单的生活环境也不再存在了，他们面对的 眼神里能有几分期待是真心，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件事——倒是嫉妒的、堤防的、威胁的、色迷迷的眼神都真切得很。还有一些社会问题没法用简单的经济发展、人口 流动来解释，例如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在全球名列前茅的现象。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出来提供精神关注，或者组织人们互相给与“期待的眼神”，显然会成为一种帕 累托改进。
当时的中国经历了长期“革命化”社会运动，不存在制度外的宗教编制。受到官方管理的正规宗教组织一方面没有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长期吃财政饭也有了惰性，不 具备快速发展的能力。于是就如同中国经济的格局的镜像一般，外国宗教势力与本土民办教派也成了参与角逐的选手。但外国宗教也受到一些制约，所以所谓“外 资”教派仍然是借了壳的本土宗教。
现在美国不少教会都在周末集会中为自己的中国对口教会（“地下教会”）募捐，但这种行为与红十字等慈善组织类似，总有一定比例被截留作为“活动经费”，流 水越多截流量也就越多，所以即便中国的“外资”地下教虚报人数吃空饷，美国教会也有理由闭上一只眼睛。更何况“应付检查”本身就是地下教会的工作内容之 一，平日对付中国官方的本领自然也能拿来应付洋人——甚至有些教会名义上属于美国福音派、实际上却搞得是罗马天主教，成了实际上的“自传它养”。
中国的宗教竞争
《游子哼》正文里简单介绍了美国宗教竞争，以及政府如何利用爱国来引导国内宗教，把宗教作为全球范围的政治工具。这种事情中国一千年前就会——几次灭佛运 动多数都是把佛、道、儒等人员拉到一起搞“真理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总是用本土文化压制外来文化。在满清时代，不但曾经彪悍的草原蒙古因为礼佛而失去斗 志，藏传佛教也同样要受官方册封才算有效。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五大宗教的官方机构，也都是国内外“交流”的积极参与者。
中国宗教竞争与美国不同的一点在于中国有“地下教会”的现象。美国对于各种非主流宗教大都采取无害不究的态度，即使像摩门教这样历史短、教义受多数人非议 的教派，仍然能够占据一方。美国大多数民间小教会无所谓地上地下，只要按照法律经营教会就受到法律保护。而中国的地下教会尽管已经有了一定人数，却不受官 方承认，并且从长期看会一直处于非法地位。既然不受法律的保护，财务方面就特别容易产生纠纷，在教会人数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激化，限制了这些民间宗教组织 的规模。
也有一种地下教会财务状况是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只有扩大规模才能解决财务上的危机，就形成了一种不能停止的膨胀过程。这种教会的膨胀方式往往是通过吞 并外部零散的地下教会实现的，而吞并教会的最快方式又多是秘密打入、人身绑架、“重口味”财色诱惑、思维极端的教义理论、或者与反华势力合作搞运动——这 些教派自然也都被官方定为“邪教”。
在一些基督教的网站上，列出了邪教发展的资料，甚至是“内部文件”（例如http://cclw.net/gospel/doubts.html），可以 让人一窥中国地下教会的生存状态。一方面邪教已经发展出一套在“地下世界”里进行更深的“地下工作”的团队，随着经验教训的积累还不断完善业务模式；另一 方面，从这些网站和文章的写作水平看，地上与半地上的基督教组织已经比较正规发达——能将宗教竞争进行到这个程度，行业利润要多少才行呢？
除了非法宗教给邪教提供土壤之外，传统的合法宗教因为不适应市场化的冲击，也存在教众及神职人员的流失——这种状态在经济发展减缓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会继续。
去宗教化
上面说到，现代经济对传统宗教的冲击导致传统的宗教也有些不适应，那么有没有可能实现社会整体的去宗教化呢？或者用宗教界人士的说法——“世俗化”。
中国完全去除宗教的痕迹是不可能的，即使文革也不曾消灭宗教。但是，利用技术手段和社会组织，减少中国社会对宗教的需求还有很多事情可做。
保证社会中弱者的生存很重要。这并不是简单的福利发放——美国很多去教会活动的人都吃着社会福利，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的空闲和精神需求。所以促进充分就业与发展文化事业才是正道。
例如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搞的《百家讲坛》，对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发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在中国宗教界，一般都是城市的牧师讲道比乡村牧师水平高，导致农民 工里的基督徒回乡之后无法适应农村教会。而《百家讲坛》从全国范围用说书艺人的标准挑人，显然比一般的牧师要高明许多，而且节目内容也足够生动多样，给低 水平宗教人员以压力。有趣的是，在美国华人基督教圈子里，也有基督徒从卫星电视里看《百家讲坛》之后追买于丹等人作品。
在这个商品过剩的时代，新闻、谈话、娱乐、电视剧、选秀等节目都生产过剩，网上免费资源广泛普及，还有数不清的网络游戏（庸俗化了和尚、道士、牧师、法师、萨满、德鲁伊等宗教形象），习惯了声光电效果刺激的人在教堂里坐不久就会睡着。于是，因无聊而信教的人减少了。
对于一些不接受多媒体娱乐的中老年人来说，城市其他老年娱乐活动也搞得比较正规，足以打发时间。有些农村地区则没有组织机构来负责这种事情，只有教会出头 搞这类活动。对于需要解决无聊之外的精神苦闷，宗教也有一定吸引力。对于这些人来说，即使没有宗教他们也可能以别的什么方式聚集，而且那些聚集方式可能更 不利于社会安定。
关于爱国主义
美国的爱国主义与基督教的联系相当紧密，精神文化里提到“上帝”的地方特别多，社会也消耗了不少资源在教会建设之上。这或许与美国作为全球移民接受国有关——教会不但是本地居民的社会活动场所，还负担着确保同化外来人口的责任。
中国的爱国主义是结合民族主义，疏远宗教。放眼影视作品，大量的“民族英雄”——即便偶尔有和尚扮演正面角色，也一定是有情有意的俊僧俏尼。作为全球人口输出国来说，既然本国人口占主流、民族的道德超越宗教，也就没有必要养那么教堂寺庙了。
对于前者，宗教人员是社会管理体系的一部分，在社会变革时可能因为行业利益而起到反作用；对于后者，只保留有限的的宗教人员，社会变革中的社会问题可能更 激烈。也就是说不管平时宗教人员有多少，遇到社会大变革时都会带来麻烦，美国宗教格局没有中国变化这大，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制度变化缓慢。
放眼中美之外，宗教、民族主义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例子也很多：俄罗斯是民族主义和东正教两手都抓，属于一种重病下猛药；中东，教派主导国家意识，伊斯兰 教教派的界限经常就是国界线；欧洲，民族主义为主，宗教为辅——其中也有个别国家一方面去宗教化，一方面引进中东移民，结果引发了宗教矛盾...
宗教需求与现状
为了激励城市里的下岗工人们，刘欢在《从头再来》曾经这样唱到：“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不过在中国，“期待的眼神”有时候很稀缺，比如 对于沦落到“贫贱夫妻”的家庭，劳燕分飞的留守家庭，还有进入大学迷失方向的年轻人。即使生活宽裕的人，以往较为简单的生活环境也不再存在了，他们面对的 眼神里能有几分期待是真心，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件事——倒是嫉妒的、堤防的、威胁的、色迷迷的眼神都真切得很。还有一些社会问题没法用简单的经济发展、人口 流动来解释，例如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在全球名列前茅的现象。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出来提供精神关注，或者组织人们互相给与“期待的眼神”，显然会成为一种帕 累托改进。
当时的中国经历了长期“革命化”社会运动，不存在制度外的宗教编制。受到官方管理的正规宗教组织一方面没有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长期吃财政饭也有了惰性，不 具备快速发展的能力。于是就如同中国经济的格局的镜像一般，外国宗教势力与本土民办教派也成了参与角逐的选手。但外国宗教也受到一些制约，所以所谓“外 资”教派仍然是借了壳的本土宗教。
现在美国不少教会都在周末集会中为自己的中国对口教会（“地下教会”）募捐，但这种行为与红十字等慈善组织类似，总有一定比例被截留作为“活动经费”，流 水越多截流量也就越多，所以即便中国的“外资”地下教虚报人数吃空饷，美国教会也有理由闭上一只眼睛。更何况“应付检查”本身就是地下教会的工作内容之 一，平日对付中国官方的本领自然也能拿来应付洋人——甚至有些教会名义上属于美国福音派、实际上却搞得是罗马天主教，成了实际上的“自传它养”。
中国的宗教竞争
《游子哼》正文里简单介绍了美国宗教竞争，以及政府如何利用爱国来引导国内宗教，把宗教作为全球范围的政治工具。这种事情中国一千年前就会——几次灭佛运 动多数都是把佛、道、儒等人员拉到一起搞“真理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总是用本土文化压制外来文化。在满清时代，不但曾经彪悍的草原蒙古因为礼佛而失去斗 志，藏传佛教也同样要受官方册封才算有效。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五大宗教的官方机构，也都是国内外“交流”的积极参与者。
中国宗教竞争与美国不同的一点在于中国有“地下教会”的现象。美国对于各种非主流宗教大都采取无害不究的态度，即使像摩门教这样历史短、教义受多数人非议 的教派，仍然能够占据一方。美国大多数民间小教会无所谓地上地下，只要按照法律经营教会就受到法律保护。而中国的地下教会尽管已经有了一定人数，却不受官 方承认，并且从长期看会一直处于非法地位。既然不受法律的保护，财务方面就特别容易产生纠纷，在教会人数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激化，限制了这些民间宗教组织 的规模。
也有一种地下教会财务状况是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只有扩大规模才能解决财务上的危机，就形成了一种不能停止的膨胀过程。这种教会的膨胀方式往往是通过吞 并外部零散的地下教会实现的，而吞并教会的最快方式又多是秘密打入、人身绑架、“重口味”财色诱惑、思维极端的教义理论、或者与反华势力合作搞运动——这 些教派自然也都被官方定为“邪教”。
在一些基督教的网站上，列出了邪教发展的资料，甚至是“内部文件”（例如http://cclw.net/gospel/doubts.html），可以 让人一窥中国地下教会的生存状态。一方面邪教已经发展出一套在“地下世界”里进行更深的“地下工作”的团队，随着经验教训的积累还不断完善业务模式；另一 方面，从这些网站和文章的写作水平看，地上与半地上的基督教组织已经比较正规发达——能将宗教竞争进行到这个程度，行业利润要多少才行呢？
除了非法宗教给邪教提供土壤之外，传统的合法宗教因为不适应市场化的冲击，也存在教众及神职人员的流失——这种状态在经济发展减缓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会继续。
去宗教化
上面说到，现代经济对传统宗教的冲击导致传统的宗教也有些不适应，那么有没有可能实现社会整体的去宗教化呢？或者用宗教界人士的说法——“世俗化”。
中国完全去除宗教的痕迹是不可能的，即使文革也不曾消灭宗教。但是，利用技术手段和社会组织，减少中国社会对宗教的需求还有很多事情可做。
保证社会中弱者的生存很重要。这并不是简单的福利发放——美国很多去教会活动的人都吃着社会福利，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的空闲和精神需求。所以促进充分就业与发展文化事业才是正道。
例如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搞的《百家讲坛》，对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发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在中国宗教界，一般都是城市的牧师讲道比乡村牧师水平高，导致农民 工里的基督徒回乡之后无法适应农村教会。而《百家讲坛》从全国范围用说书艺人的标准挑人，显然比一般的牧师要高明许多，而且节目内容也足够生动多样，给低 水平宗教人员以压力。有趣的是，在美国华人基督教圈子里，也有基督徒从卫星电视里看《百家讲坛》之后追买于丹等人作品。
在这个商品过剩的时代，新闻、谈话、娱乐、电视剧、选秀等节目都生产过剩，网上免费资源广泛普及，还有数不清的网络游戏（庸俗化了和尚、道士、牧师、法师、萨满、德鲁伊等宗教形象），习惯了声光电效果刺激的人在教堂里坐不久就会睡着。于是，因无聊而信教的人减少了。
对于一些不接受多媒体娱乐的中老年人来说，城市其他老年娱乐活动也搞得比较正规，足以打发时间。有些农村地区则没有组织机构来负责这种事情，只有教会出头 搞这类活动。对于需要解决无聊之外的精神苦闷，宗教也有一定吸引力。对于这些人来说，即使没有宗教他们也可能以别的什么方式聚集，而且那些聚集方式可能更 不利于社会安定。
关于爱国主义
美国的爱国主义与基督教的联系相当紧密，精神文化里提到“上帝”的地方特别多，社会也消耗了不少资源在教会建设之上。这或许与美国作为全球移民接受国有关——教会不但是本地居民的社会活动场所，还负担着确保同化外来人口的责任。
中国的爱国主义是结合民族主义，疏远宗教。放眼影视作品，大量的“民族英雄”——即便偶尔有和尚扮演正面角色，也一定是有情有意的俊僧俏尼。作为全球人口输出国来说，既然本国人口占主流、民族的道德超越宗教，也就没有必要养那么教堂寺庙了。
对于前者，宗教人员是社会管理体系的一部分，在社会变革时可能因为行业利益而起到反作用；对于后者，只保留有限的的宗教人员，社会变革中的社会问题可能更 激烈。也就是说不管平时宗教人员有多少，遇到社会大变革时都会带来麻烦，美国宗教格局没有中国变化这大，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制度变化缓慢。
放眼中美之外，宗教、民族主义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例子也很多：俄罗斯是民族主义和东正教两手都抓，属于一种重病下猛药；中东，教派主导国家意识，伊斯兰 教教派的界限经常就是国界线；欧洲，民族主义为主，宗教为辅——其中也有个别国家一方面去宗教化，一方面引进中东移民，结果引发了宗教矛盾...
互联网的冲击
本篇聊聊信息技术革命给美国基督教带来的影响。
对教会来说，信息产业最初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美国突然涌入了一批毫无宗教背景的华人IT技术移民，有些工科人士收入不低却不善交际，很容易就可以用老套路吸引到教会里来。而且他们在生命的前半段生活都在宗教的真空里，相比其他国家的移民来说更容易信基督教。
但是信息技术毕竟是革命性的，互联网后来的发展完全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不但使美国华人教会的传教陡然变难，甚至连美国本土基督教的传播都受到影响。
以近年的中国留学生为例：他们到美国之前就频繁使用网络，考英语和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几乎人手一台电脑，外加多个论坛的账号，以及各种聊天通信的手段。到 美国之前，许多事情就已摸了个门清；到美国之后，原本需要向人请教的事情也可以上网解决——从生活小知识到交友婚恋都可以借助互联网。还有一批人在网上义 务整理论坛精华区，把原本在口头交流后就消失的信息都记录在网上——沟通手段发达到这个程度，熟人帮忙反而不如陌生人多，靠人拉人的传教就受到削弱，教会 作为社交场所也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前面说过，美国基督教会的竞争结果之一是教会差异化经营，即兴趣相投的人聚在同一个教会。但是这对于美国华人教会并不成立，美国华人本身就少，除非是大城 市，不然能凑足一个教会的人数都不容易，何谈差异化经营呢？许多华人为了找文化归属感，不管口音和观念上的差异，不管相处有没有摩擦，也坐到一起了。从这 个一点来看，美国华人教会之所以能生存，并不是宗教服务的水平高，而是提供了第一代华人移民需要的稀缺服务——对这种稀缺资源的垄断，既提供了超额利润， 也暗含危机。
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垄断：中文论坛不受空间的约束，全地球兴趣相投的人都可以结识，这些论坛也很早就出现了差异化经营，也能更细地分出多个版 面。即时消息软件、视频通话、SNS社区的出现，使离开故土的中国人仍然能够保持与原有文化土壤的联系，进一步降低了这些人参与教会活动的兴趣。
中文互联网不但与基督教会的活动竞争，还直接与传教活动发生了对抗——海外教会传教的活动逐渐被论坛和blog低成本的记录传播，降低了“文化冲击”的刺 激程度——例如有位“老党员”被拉到美国风景区听传教，结果回来就图文并茂的写成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908bff0100apeo.html），还有一些基督教人士总结传教经验的资 料也出现在公众面前，例如《直奔标杆》一书（http://www.cclw.net/book/zibenbiaogan/index.html），这 在传统媒体时代是很难出现的。有些网络论坛甚至形成了反基督教的版面和抨击传教活动的风气，进一步挤压了公开传教的空间——放在以前，哪个中国人会财力在 美国办媒体抨击基督教呢？更何况还要面对政治压力。
近年来中国发展迅速，年轻的留学人员回国在增多，而IT行业不像传统工业那样依赖基础设施建设，“IT民工”回国工作的机会甚至要更多一些——尤其是90 年代的一次泡沫破碎成就了众多海归，这对于华人教会是一件伤元气的事情。当时有美国华人教会提出要搞“海归传教”，但是海归的基督徒或者在中国繁华的城市 生活里丧失了“与上帝沟通”的能力，或者发现中国基督教会和美国的根本不是一个游戏规则，所以因为事业而归国的“海归传教”并没有大规模出现。
现在的中文互联网，可能已经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国家：道德法庭，人肉搜索，廉政监督，事业发展，技术讨论，网上长城，当然还有网络宗教，什么都可以找 到。现在的虚拟世界不再是现实世界的从属，不时地表现出对现实世界决定性作用——2008年全球范围华人圈里的几场事件就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华人 教会的业务水平再不明显的提高，其下场可能会比报纸等传统媒体更惨。
互联网除了影响“传教”，还给已经信教的基督徒带来了困扰。调查显示，部分地区华人基督徒浏览成人网站成瘾，或者因为偷菜和对战类的游戏耽误宗教生活，已 经引起华人教会的重视。在全美国的基督教人群中，类似问题的影响范围更为严重，有些调查数据认为上瘾基督徒高达90%。某些人口密集的美国社区在停电或网 络突发故障时，会有大量年轻人涌上街头散步的现象（此处为“散步”一词的本意）——可见对于荷尔蒙丰富的美国年轻人来说，网络发挥着消耗过剩精力的作用。 即便是每日课后大搞体育活动的美国神学院与教会高中，也不得不用网络端口屏蔽的方式，来禁止年轻的学生们在宿舍访问成人网站及娱乐性网站，以免学生疏远了 “与上帝的距离”。
理论上讲，凡是可以被称为“精神鸦片”的东西都有互相替代的功能，所以美国基督教一直在举办精神治疗班，用基督教信仰的力量，来克服对烟、酒、毒品、性甚 至同性恋倾向的“上瘾”——现如今，这种治疗还被用到了戒除网瘾上面。但美国基督教最有效的选项可能还是主动利用网络来传教护教。美国网络上的传教活动不 一定是直接讲经传教，只需要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简单发几条恐怖分子在威胁美国的新闻，就可以保持甚至增加美国基督教会的活动人数——因 为美国的民族主义和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
2008年之后美国几个网络巨头迅速向美国联邦政府靠拢，已经明确发出了网络政治化的信号。美国宗教界也有一批制度化的学术机构，在研究互联网对宗教的影响。
总之，互联网的存在将第一代海外华人纳入到中华文化圈里，使海外基督教会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但是对于美国本国来说，仍然没有出现一种与基督教竞争的意识 形态，所以基督教会受到的影响并不严重。（中国互联网显然也对中国之内的基督教造成了影响，但这就不在本文的范畴之内了。）
对教会来说，信息产业最初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美国突然涌入了一批毫无宗教背景的华人IT技术移民，有些工科人士收入不低却不善交际，很容易就可以用老套路吸引到教会里来。而且他们在生命的前半段生活都在宗教的真空里，相比其他国家的移民来说更容易信基督教。
但是信息技术毕竟是革命性的，互联网后来的发展完全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不但使美国华人教会的传教陡然变难，甚至连美国本土基督教的传播都受到影响。
以近年的中国留学生为例：他们到美国之前就频繁使用网络，考英语和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几乎人手一台电脑，外加多个论坛的账号，以及各种聊天通信的手段。到 美国之前，许多事情就已摸了个门清；到美国之后，原本需要向人请教的事情也可以上网解决——从生活小知识到交友婚恋都可以借助互联网。还有一批人在网上义 务整理论坛精华区，把原本在口头交流后就消失的信息都记录在网上——沟通手段发达到这个程度，熟人帮忙反而不如陌生人多，靠人拉人的传教就受到削弱，教会 作为社交场所也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前面说过，美国基督教会的竞争结果之一是教会差异化经营，即兴趣相投的人聚在同一个教会。但是这对于美国华人教会并不成立，美国华人本身就少，除非是大城 市，不然能凑足一个教会的人数都不容易，何谈差异化经营呢？许多华人为了找文化归属感，不管口音和观念上的差异，不管相处有没有摩擦，也坐到一起了。从这 个一点来看，美国华人教会之所以能生存，并不是宗教服务的水平高，而是提供了第一代华人移民需要的稀缺服务——对这种稀缺资源的垄断，既提供了超额利润， 也暗含危机。
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垄断：中文论坛不受空间的约束，全地球兴趣相投的人都可以结识，这些论坛也很早就出现了差异化经营，也能更细地分出多个版 面。即时消息软件、视频通话、SNS社区的出现，使离开故土的中国人仍然能够保持与原有文化土壤的联系，进一步降低了这些人参与教会活动的兴趣。
中文互联网不但与基督教会的活动竞争，还直接与传教活动发生了对抗——海外教会传教的活动逐渐被论坛和blog低成本的记录传播，降低了“文化冲击”的刺 激程度——例如有位“老党员”被拉到美国风景区听传教，结果回来就图文并茂的写成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908bff0100apeo.html），还有一些基督教人士总结传教经验的资 料也出现在公众面前，例如《直奔标杆》一书（http://www.cclw.net/book/zibenbiaogan/index.html），这 在传统媒体时代是很难出现的。有些网络论坛甚至形成了反基督教的版面和抨击传教活动的风气，进一步挤压了公开传教的空间——放在以前，哪个中国人会财力在 美国办媒体抨击基督教呢？更何况还要面对政治压力。
近年来中国发展迅速，年轻的留学人员回国在增多，而IT行业不像传统工业那样依赖基础设施建设，“IT民工”回国工作的机会甚至要更多一些——尤其是90 年代的一次泡沫破碎成就了众多海归，这对于华人教会是一件伤元气的事情。当时有美国华人教会提出要搞“海归传教”，但是海归的基督徒或者在中国繁华的城市 生活里丧失了“与上帝沟通”的能力，或者发现中国基督教会和美国的根本不是一个游戏规则，所以因为事业而归国的“海归传教”并没有大规模出现。
现在的中文互联网，可能已经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国家：道德法庭，人肉搜索，廉政监督，事业发展，技术讨论，网上长城，当然还有网络宗教，什么都可以找 到。现在的虚拟世界不再是现实世界的从属，不时地表现出对现实世界决定性作用——2008年全球范围华人圈里的几场事件就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华人 教会的业务水平再不明显的提高，其下场可能会比报纸等传统媒体更惨。
互联网除了影响“传教”，还给已经信教的基督徒带来了困扰。调查显示，部分地区华人基督徒浏览成人网站成瘾，或者因为偷菜和对战类的游戏耽误宗教生活，已 经引起华人教会的重视。在全美国的基督教人群中，类似问题的影响范围更为严重，有些调查数据认为上瘾基督徒高达90%。某些人口密集的美国社区在停电或网 络突发故障时，会有大量年轻人涌上街头散步的现象（此处为“散步”一词的本意）——可见对于荷尔蒙丰富的美国年轻人来说，网络发挥着消耗过剩精力的作用。 即便是每日课后大搞体育活动的美国神学院与教会高中，也不得不用网络端口屏蔽的方式，来禁止年轻的学生们在宿舍访问成人网站及娱乐性网站，以免学生疏远了 “与上帝的距离”。
理论上讲，凡是可以被称为“精神鸦片”的东西都有互相替代的功能，所以美国基督教一直在举办精神治疗班，用基督教信仰的力量，来克服对烟、酒、毒品、性甚 至同性恋倾向的“上瘾”——现如今，这种治疗还被用到了戒除网瘾上面。但美国基督教最有效的选项可能还是主动利用网络来传教护教。美国网络上的传教活动不 一定是直接讲经传教，只需要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简单发几条恐怖分子在威胁美国的新闻，就可以保持甚至增加美国基督教会的活动人数——因 为美国的民族主义和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
2008年之后美国几个网络巨头迅速向美国联邦政府靠拢，已经明确发出了网络政治化的信号。美国宗教界也有一批制度化的学术机构，在研究互联网对宗教的影响。
总之，互联网的存在将第一代海外华人纳入到中华文化圈里，使海外基督教会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但是对于美国本国来说，仍然没有出现一种与基督教竞争的意识 形态，所以基督教会受到的影响并不严重。（中国互联网显然也对中国之内的基督教造成了影响，但这就不在本文的范畴之内了。）
政教分离与合作
美国声称自己的宗教政策是“政教分离”，但这四个字并不能概括二百多年来美国政权与宗教的关系，因为这一直是随着美国政权实力以及美国国际地位而调整的。
美国独立之初，美国政要们多自称“自然神论者”，只承认上帝以“大自然”的形式存在，而不承认基督教对于上帝的解释权。这种神学观点其实就是是让宗教靠边站，和“黑猫黄猫论”没有什么区别。
由于当时内外交困，政府实力虚弱，所以美国从法律上规定“政教分离”，不许政府干涉教会具体事务（既不能支持也不能打压）。这个政策看起来是对政府的限 制，实际上却是一种保护——要说不让教会影响政策，那是不可能的，毕竟教徒们有选票，而且教堂一直是民间政治动员的重要所在。关键是政府从法律上禁止自己 干预宗教，就没有被教派利用的价值了，也就不用总被教会们惦记着。
政教分离政策避免了美国政权的“宗教化”，却没有禁止宗教被“政治化”。政府仍然有不少手段可以“挟宗教以令教徒”——爱国主义就是很有效的一招。
爱国和宗教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由于基督徒可以在几个教派之间选择，“爱国的基督教派”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可，基督教会和爱国就有关系了。天主教是所谓的美 国第一大教派，但人数处于美国基督徒总人口中的少数，所以长期被其余小教派联手挤压，负面新闻不断。挤压方式之一就是说天主教不爱美国，因为天主教徒对教 皇的效忠高于对国家的效忠。在越南战争时，美国天主教特别鼓励教徒参战，以示爱国。第一大教派尚且如此狼狈，小教派们就更要随“政”起舞了。
美国成为发达工业国之后，宗教已经无法影响政局，工人运动称为对美国政权的最大威胁。于是美国政权对基督教变“压”为“拉”，用基督教对抗共产主义。今天 中国每年放假的的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都来美国的工业名城芝加哥的罢工事件。面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美国政权对基督教的兴趣相当浓厚，因为基督 教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互斥的，一次只能信一个。在冷战初期的1956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为了反对共产主义，“In God We Trust”要印到每一张美钞上。美国的基督教就这样进入了不是国教、胜似国教的状态。
美国用基督教对抗共产主义并不局限于美国，冷战前线上的异国也不例外。最有意思的要数三个亚洲国家，都在二战后出现了一南一北两个政权对峙的状态，北边的 领袖都是共产党员，南边的领袖都是基督徒——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是卫理宗基督徒，受洗于美国；大韩民国总统的李承晩，是卫理宗基督徒，受洗于美 国；越南共和国总统的吴廷琰，是罗马天主教徒，家传（越南早先是法国殖民地）。
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还主动外出，广布亚非拉，他们的活动费用多半来自民间资金，不给国家财政添负担。这些传教士以“民间身份”深入各国，作为美国官方、商业、军事之外的信息渠道补充。有些海外传教士任满回乡之后还开了咨询公司，帮助美国军、官、民提高全球竞争力。
世界国家给美国提供的移民也一直是美国基督教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转化移民的信仰使之“归化”：外来移民在美国受洗成了基督徒，等于写一封“政治自白书”， 证明自己不是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主流——至于能不能成为美国社会主流就很难说了，好多黑人和墨西哥劳工的脖子上都坠着硕大的十字架呢。
前面说过，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美国基督教行业效率和规模都不低，与其他主要产业相似，基督教行业一旦团结起来也足以影响美国国策。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 意识形态方面与军工行业一样面临需求不足的局面，为了维护自身的景气，美国基督教与军事基本保持步调一致。例如911事件后美国社会动荡，基督教会抓住机 会，配合虔诚的小布什总统进行战争动员，接连打了两场战争——此时美军行动产生的留守家庭、经济景气、以及国民情绪的紧张，又增加了社会成员对教会活动的 需求，也带来教会多年未见的成员增涨。
简单回顾美国的政教关系史可以发现，今天出现在中国城乡与美国华人社会的美国传教活动，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对历史的延续。美国基督教能在人类热战与冷战的 丛林世界里生存下来，显然不是泛泛之辈。不过，冷战后的信息技术革命打破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也给美国传教活动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
美国独立之初，美国政要们多自称“自然神论者”，只承认上帝以“大自然”的形式存在，而不承认基督教对于上帝的解释权。这种神学观点其实就是是让宗教靠边站，和“黑猫黄猫论”没有什么区别。
由于当时内外交困，政府实力虚弱，所以美国从法律上规定“政教分离”，不许政府干涉教会具体事务（既不能支持也不能打压）。这个政策看起来是对政府的限 制，实际上却是一种保护——要说不让教会影响政策，那是不可能的，毕竟教徒们有选票，而且教堂一直是民间政治动员的重要所在。关键是政府从法律上禁止自己 干预宗教，就没有被教派利用的价值了，也就不用总被教会们惦记着。
政教分离政策避免了美国政权的“宗教化”，却没有禁止宗教被“政治化”。政府仍然有不少手段可以“挟宗教以令教徒”——爱国主义就是很有效的一招。
爱国和宗教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由于基督徒可以在几个教派之间选择，“爱国的基督教派”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可，基督教会和爱国就有关系了。天主教是所谓的美 国第一大教派，但人数处于美国基督徒总人口中的少数，所以长期被其余小教派联手挤压，负面新闻不断。挤压方式之一就是说天主教不爱美国，因为天主教徒对教 皇的效忠高于对国家的效忠。在越南战争时，美国天主教特别鼓励教徒参战，以示爱国。第一大教派尚且如此狼狈，小教派们就更要随“政”起舞了。
美国成为发达工业国之后，宗教已经无法影响政局，工人运动称为对美国政权的最大威胁。于是美国政权对基督教变“压”为“拉”，用基督教对抗共产主义。今天 中国每年放假的的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都来美国的工业名城芝加哥的罢工事件。面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美国政权对基督教的兴趣相当浓厚，因为基督 教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互斥的，一次只能信一个。在冷战初期的1956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为了反对共产主义，“In God We Trust”要印到每一张美钞上。美国的基督教就这样进入了不是国教、胜似国教的状态。
美国用基督教对抗共产主义并不局限于美国，冷战前线上的异国也不例外。最有意思的要数三个亚洲国家，都在二战后出现了一南一北两个政权对峙的状态，北边的 领袖都是共产党员，南边的领袖都是基督徒——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是卫理宗基督徒，受洗于美国；大韩民国总统的李承晩，是卫理宗基督徒，受洗于美 国；越南共和国总统的吴廷琰，是罗马天主教徒，家传（越南早先是法国殖民地）。
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还主动外出，广布亚非拉，他们的活动费用多半来自民间资金，不给国家财政添负担。这些传教士以“民间身份”深入各国，作为美国官方、商业、军事之外的信息渠道补充。有些海外传教士任满回乡之后还开了咨询公司，帮助美国军、官、民提高全球竞争力。
世界国家给美国提供的移民也一直是美国基督教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转化移民的信仰使之“归化”：外来移民在美国受洗成了基督徒，等于写一封“政治自白书”， 证明自己不是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主流——至于能不能成为美国社会主流就很难说了，好多黑人和墨西哥劳工的脖子上都坠着硕大的十字架呢。
前面说过，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美国基督教行业效率和规模都不低，与其他主要产业相似，基督教行业一旦团结起来也足以影响美国国策。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 意识形态方面与军工行业一样面临需求不足的局面，为了维护自身的景气，美国基督教与军事基本保持步调一致。例如911事件后美国社会动荡，基督教会抓住机 会，配合虔诚的小布什总统进行战争动员，接连打了两场战争——此时美军行动产生的留守家庭、经济景气、以及国民情绪的紧张，又增加了社会成员对教会活动的 需求，也带来教会多年未见的成员增涨。
简单回顾美国的政教关系史可以发现，今天出现在中国城乡与美国华人社会的美国传教活动，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对历史的延续。美国基督教能在人类热战与冷战的 丛林世界里生存下来，显然不是泛泛之辈。不过，冷战后的信息技术革命打破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也给美国传教活动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
教派的差异化营销
有人观察欧洲乡村的天主教堂容纳量都超过了当地人口，用农业人口外迁，宗教业产能过剩之类的理论来解释。但美国即使在人口增加地区，教堂容纳总量也可以多于当地人口，表现出一种类似于“重复建设”的现象。
美国各地的旧城闹市区，往往在视力可及的范围里就能看到几个教堂尖顶和十字架。而居民较多的郊区，也经常在几分钟的公路路程上看到数个教堂。教堂如此扎堆，是因为美国人宗教活动的需求很大么？或者因为一个教堂不够大？
其实不然，这种教堂分布情况类似于不同快餐店品牌扎堆的现象，是一种在人口密集区的竞争。
仔细观察这些教堂的名字就会发现，这些教堂分属于不同的教派：比如methodist church，是美国第二大新教教派卫理宗的教堂；Baptist Church，是美国第一大新教教派浸信会。即使同一个大教派，还会再分，比如教堂名字里有AME的，表示这是一个黑人教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非洲裔卫理宗新教教会），而浸信会也分为北方和南方两派——这两派并非如南北少林那样依地点划分业务范围，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组织管理的理 念，实际多数州都有这两派的分布。
从人数上讲，美国第一大宗教是基督教，美国基督教第一大教派是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在美国基督教人群里却只占30% 左右，还经常成为被“围观”的少数派——因为还有许多宗教观点各异的新教教派，它们各自的成员人数只是少数，但是加起来却组成了占据多数的美国新教势力， 犹如经济学里的“长尾”。
这么多教派，肯定会鼓励教众的比较挑选，岂不是鼓励教徒流动么？这么做会不会无谓的增加竞争压力呢？
竞争压力是难免的，但是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教会之间的竞争会降低了教会之内的矛盾——因为相处不愉快的教徒们逐渐分散到不同教会，同一个教会里的人就更为相似，这不但解决“人斗人”的风险，还可以提高教徒参与教会的积极性。
很多简单的政治分歧都可能导致教徒相处出现问题：试想一个教会里，如果同时有现役军属与和平主义者；或者意外怀孕打算堕胎的人和反对任何形式堕胎的人；或 支持现任总统的人和反对现任总统的人；或喜欢流行文化的年轻人和活动不便的老人；或年轻夫妇们和不屑于组建家庭的单身人群。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就足以搞 得牧师头大，处理不好的话，教会组织崩溃也不是不可能。这种“不合群”的人转投其他教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上面这些都可以归为某种程度上的歧视，所以不用猜也可以想到——种族歧视同样可以造成美国教会的分隔：有一些教会里可以多种族共处，但是也有许多美国教会 进门之后肤色都整齐的吓人，而且语言口音都完全统一，远不像美国电影里的那样“多彩”。如果说个人情趣的偏好还可以用“咖啡大蒜之争”来比拟，那教会里的 种族隔阂有时候可能达到“水火不容”的程度。插说一句，喜欢看美剧的中国观众可能注意到，在《成长的烦恼》、《好友记》、《生活大爆炸》这些电视剧里，黑 人等少数族裔的出现比例极低，而另有一些美剧里却全是黑人演员，或者都是说西班牙语的演员，这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宗教服务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同样要 迎合消费者的偏好——至于促进美国的种族融合的重担，只好交给财大气粗的美国主流媒体和官办文化了。
除了肤色语言，甚至同性恋也可以成为教会特色。在一些中国人的印象里，教会是美国保守势力的代表，他们反对同性恋。但实际上包容同性恋的教会早在几十年前 的美国就出现了（www.gaychurch.org上面列出了全球6400家对同性恋友好的教会），今天美国的一些教派允许同性恋者担任神职工作，甚至 还出现了属于同性恋教会。这种现象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当年美国黑人基督教，或许几十年后美国会出现一位有同性恋血统的总统呢。
几乎在每个美国争议话题上，都可以找到支持双方观点的教派/教会。正是由于教会的组织作用，这些话题才可能成为长期的“争议”；也正是有争议的存在，教会 才更有存在的理由——在这些炒作之中，众多教会并没有不择手段的互相拆台，而是你来我往的“费厄泼赖”，打出了配合，赛出了友谊。原因就如前面所说，在市 场经济的宗教产业中，神职人员跨行业流动的困难很大，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做多了是要影响社会安定的。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基督教教派的价值差异如此之大，也使得美国各种政治力量都可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借助某种特殊的教义解说，参与到美国政治辩论 中。于是也就扩大了基督教的覆盖人群，造成了基督教在美国意识形态上近乎垄断的地位。这种垄断对于断绝外国政治影响美国民意，扩展美国在全球的势力有着重 要的作用——由于篇幅所限，留待下篇再说。
美国各地的旧城闹市区，往往在视力可及的范围里就能看到几个教堂尖顶和十字架。而居民较多的郊区，也经常在几分钟的公路路程上看到数个教堂。教堂如此扎堆，是因为美国人宗教活动的需求很大么？或者因为一个教堂不够大？
其实不然，这种教堂分布情况类似于不同快餐店品牌扎堆的现象，是一种在人口密集区的竞争。
仔细观察这些教堂的名字就会发现，这些教堂分属于不同的教派：比如methodist church，是美国第二大新教教派卫理宗的教堂；Baptist Church，是美国第一大新教教派浸信会。即使同一个大教派，还会再分，比如教堂名字里有AME的，表示这是一个黑人教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非洲裔卫理宗新教教会），而浸信会也分为北方和南方两派——这两派并非如南北少林那样依地点划分业务范围，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组织管理的理 念，实际多数州都有这两派的分布。
从人数上讲，美国第一大宗教是基督教，美国基督教第一大教派是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在美国基督教人群里却只占30% 左右，还经常成为被“围观”的少数派——因为还有许多宗教观点各异的新教教派，它们各自的成员人数只是少数，但是加起来却组成了占据多数的美国新教势力， 犹如经济学里的“长尾”。
这么多教派，肯定会鼓励教众的比较挑选，岂不是鼓励教徒流动么？这么做会不会无谓的增加竞争压力呢？
竞争压力是难免的，但是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教会之间的竞争会降低了教会之内的矛盾——因为相处不愉快的教徒们逐渐分散到不同教会，同一个教会里的人就更为相似，这不但解决“人斗人”的风险，还可以提高教徒参与教会的积极性。
很多简单的政治分歧都可能导致教徒相处出现问题：试想一个教会里，如果同时有现役军属与和平主义者；或者意外怀孕打算堕胎的人和反对任何形式堕胎的人；或 支持现任总统的人和反对现任总统的人；或喜欢流行文化的年轻人和活动不便的老人；或年轻夫妇们和不屑于组建家庭的单身人群。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就足以搞 得牧师头大，处理不好的话，教会组织崩溃也不是不可能。这种“不合群”的人转投其他教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上面这些都可以归为某种程度上的歧视，所以不用猜也可以想到——种族歧视同样可以造成美国教会的分隔：有一些教会里可以多种族共处，但是也有许多美国教会 进门之后肤色都整齐的吓人，而且语言口音都完全统一，远不像美国电影里的那样“多彩”。如果说个人情趣的偏好还可以用“咖啡大蒜之争”来比拟，那教会里的 种族隔阂有时候可能达到“水火不容”的程度。插说一句，喜欢看美剧的中国观众可能注意到，在《成长的烦恼》、《好友记》、《生活大爆炸》这些电视剧里，黑 人等少数族裔的出现比例极低，而另有一些美剧里却全是黑人演员，或者都是说西班牙语的演员，这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宗教服务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同样要 迎合消费者的偏好——至于促进美国的种族融合的重担，只好交给财大气粗的美国主流媒体和官办文化了。
除了肤色语言，甚至同性恋也可以成为教会特色。在一些中国人的印象里，教会是美国保守势力的代表，他们反对同性恋。但实际上包容同性恋的教会早在几十年前 的美国就出现了（www.gaychurch.org上面列出了全球6400家对同性恋友好的教会），今天美国的一些教派允许同性恋者担任神职工作，甚至 还出现了属于同性恋教会。这种现象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当年美国黑人基督教，或许几十年后美国会出现一位有同性恋血统的总统呢。
几乎在每个美国争议话题上，都可以找到支持双方观点的教派/教会。正是由于教会的组织作用，这些话题才可能成为长期的“争议”；也正是有争议的存在，教会 才更有存在的理由——在这些炒作之中，众多教会并没有不择手段的互相拆台，而是你来我往的“费厄泼赖”，打出了配合，赛出了友谊。原因就如前面所说，在市 场经济的宗教产业中，神职人员跨行业流动的困难很大，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做多了是要影响社会安定的。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基督教教派的价值差异如此之大，也使得美国各种政治力量都可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借助某种特殊的教义解说，参与到美国政治辩论 中。于是也就扩大了基督教的覆盖人群，造成了基督教在美国意识形态上近乎垄断的地位。这种垄断对于断绝外国政治影响美国民意，扩展美国在全球的势力有着重 要的作用——由于篇幅所限，留待下篇再说。
牧师专业化
基督教两千年的历史里，教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特征关系密切。就拿人口饱和程度来说：中世纪欧洲人口相对拥挤，修道院里就接收了很多神甫、修女、修道士， 理论上也不允许他们繁衍后代；而向外殖民的时期，传道士则可以结婚，甚至“传道士”这个词本身就被用来命名了一种交配体位；在美国人口匮乏的时期，甚至还 有提倡“一夫多妻”的教派出现。美国二百年的基督教会史，同样是与美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保持了同步。开拓殖民地时期的教会，不但比欧洲的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要 少许多，甚至牧师本人还要从是农业生产工作，相对减轻教徒们的经济负担。那时的乡村牧师，就如同古时中国乡村里唯一识字的秀才一样，在文化水平较低的村民 中身兼数职，德高望重。但是随着美国本土开拓活动的结束和平民教育的普及，教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模式就很难维持了。
现如今，美国牧师越来越重视正规学院的受教育经历，以及文凭等规范化的认证。神学院的教育一方面提高传教者的文化水平，一方面可以开拓人脉，也为大教派选 拔人才提供一个场所。试想有两个相似的教会：一个组织者只有高中文化，经验学识有限，靠一己之力摸索教会经营之道；另一个组织者有神学硕士学位，懂希伯来 语等外语，受过专业的辩论培训，听说过很多教会组织的经验教训，清楚自己的发展定位，还与全国性的教派有密切联系——很显然后者在竞争中更容易吸引教徒的 青睐，面对威胁风险时更从容，也更可能得到外部支援。
如此一来，进入神学院受教育就成了一种有形的行业壁垒。尤其是高等教育申请都要求推荐信，学生入学之前就已经被卷入教派博弈之中。
在一两百多年前，美国牧师很可能要参与教堂设计施工，甚至亲手锯木头铺地板，这在今天的美国都是很难想象的。学院里的专业教育使得牧师人才变得专业化，也 就是专注于争取和安抚教众的技能——因为只有这个才是一个教会的核心竞争力——现实中的工作也让牧师们没有时间精力再去打点教堂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教会业 务的外围，例如法律、会计、土木、通信、广告、网站设计等活动则统统被转包到相应的专业人士手里。尤其是规模不大的新教教派，很可能会今天从穆斯林程序员 那里买一套软件，明天又向犹太教工匠定一批工艺装饰品，完全是市场化的运作。
只要教会能够从教徒手中收取“募捐”，购买外部服务并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假设一个教会有牧师一名，助手２名，教徒80名，每个教徒“奉献”自己收入的 5％，则教会毛收入等于4名教徒的收入；如果能达到“什一奉献”（教徒捐出收入10％），教会收入则达到8名教徒收入。实际上除去教堂的地租、保险、水 电、交通、通信、各种采购以及神职人员的养老保险，牧师们仍然有客观的可支配收入供自己的家庭使用。
据资料统计，目前美国专业牧师的净收入在2.5~6.7万美元之间（工资水平与工作经验有较大关系），而且稳定性高。如果业务水平高，地段好，年薪10万以上也不成问题。（天主教这一类型的教会，基层神职人员名义上则没有工资。）
经济上的收入，对于保障美国宗教行业吸引、培养人才有重要意义，但是长期的牧师专业化训练使牧师的人格发生某种定型，出现“一旦当过牧师，一辈子都是牧 师”（Once a priest, always a priest）的现象。由于转行难，牧师被动失业后仍然倾向在宗教界再就业，进而引发恶性竞争等问题，也使得美国去宗教化速度极为缓慢。
现如今，美国牧师越来越重视正规学院的受教育经历，以及文凭等规范化的认证。神学院的教育一方面提高传教者的文化水平，一方面可以开拓人脉，也为大教派选 拔人才提供一个场所。试想有两个相似的教会：一个组织者只有高中文化，经验学识有限，靠一己之力摸索教会经营之道；另一个组织者有神学硕士学位，懂希伯来 语等外语，受过专业的辩论培训，听说过很多教会组织的经验教训，清楚自己的发展定位，还与全国性的教派有密切联系——很显然后者在竞争中更容易吸引教徒的 青睐，面对威胁风险时更从容，也更可能得到外部支援。
如此一来，进入神学院受教育就成了一种有形的行业壁垒。尤其是高等教育申请都要求推荐信，学生入学之前就已经被卷入教派博弈之中。
在一两百多年前，美国牧师很可能要参与教堂设计施工，甚至亲手锯木头铺地板，这在今天的美国都是很难想象的。学院里的专业教育使得牧师人才变得专业化，也 就是专注于争取和安抚教众的技能——因为只有这个才是一个教会的核心竞争力——现实中的工作也让牧师们没有时间精力再去打点教堂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教会业 务的外围，例如法律、会计、土木、通信、广告、网站设计等活动则统统被转包到相应的专业人士手里。尤其是规模不大的新教教派，很可能会今天从穆斯林程序员 那里买一套软件，明天又向犹太教工匠定一批工艺装饰品，完全是市场化的运作。
只要教会能够从教徒手中收取“募捐”，购买外部服务并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假设一个教会有牧师一名，助手２名，教徒80名，每个教徒“奉献”自己收入的 5％，则教会毛收入等于4名教徒的收入；如果能达到“什一奉献”（教徒捐出收入10％），教会收入则达到8名教徒收入。实际上除去教堂的地租、保险、水 电、交通、通信、各种采购以及神职人员的养老保险，牧师们仍然有客观的可支配收入供自己的家庭使用。
据资料统计，目前美国专业牧师的净收入在2.5~6.7万美元之间（工资水平与工作经验有较大关系），而且稳定性高。如果业务水平高，地段好，年薪10万以上也不成问题。（天主教这一类型的教会，基层神职人员名义上则没有工资。）
经济上的收入，对于保障美国宗教行业吸引、培养人才有重要意义，但是长期的牧师专业化训练使牧师的人格发生某种定型，出现“一旦当过牧师，一辈子都是牧 师”（Once a priest, always a priest）的现象。由于转行难，牧师被动失业后仍然倾向在宗教界再就业，进而引发恶性竞争等问题，也使得美国去宗教化速度极为缓慢。
宗教、邪教和迷信
有些人不能分清宗教、邪教和迷信这三个概念。以成员的流动性作为标准，这三者还是有区别的。
大多数邪教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教会组织通过强迫手段来禁止教徒的离开（当然这只是邪教的“充分非必要条件”）。这种行为打破了宗教行业的基本游戏规则，也容易使“教主”不用考虑教徒的利益而随意驱使，制造极端的社会行为。这种绑定教徒的教会，几乎在所有国家都被认为是侵犯人身自由的邪教。
在历史和现实中，有一些宗教在某些国家里出现“政教合一”的特征，比如中世纪的天主教，使得教徒没有太多选择的自由。但是庞大的宗教组织仍然可以靠内部的官僚机构，实现自上而下的“选择”，保持生命力，所以不应与邪教混为一谈。
迷信往往是指个体或者群体的非理性行为，根本谈不上组织。宗教不同于迷信之处在于：宗教的社会单位——教会——是有组织的经营单位，经营行为多理性。
邪教和迷信都很难长久存在，其原因不止是法律等社会力量的干涉，还在于它们拒绝在宗教组织的社会竞争之中提高效率，或者根本没有可以参与竞争的组织。
大多数邪教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教会组织通过强迫手段来禁止教徒的离开（当然这只是邪教的“充分非必要条件”）。这种行为打破了宗教行业的基本游戏规则，也容易使“教主”不用考虑教徒的利益而随意驱使，制造极端的社会行为。这种绑定教徒的教会，几乎在所有国家都被认为是侵犯人身自由的邪教。
在历史和现实中，有一些宗教在某些国家里出现“政教合一”的特征，比如中世纪的天主教，使得教徒没有太多选择的自由。但是庞大的宗教组织仍然可以靠内部的官僚机构，实现自上而下的“选择”，保持生命力，所以不应与邪教混为一谈。
迷信往往是指个体或者群体的非理性行为，根本谈不上组织。宗教不同于迷信之处在于：宗教的社会单位——教会——是有组织的经营单位，经营行为多理性。
邪教和迷信都很难长久存在，其原因不止是法律等社会力量的干涉，还在于它们拒绝在宗教组织的社会竞争之中提高效率，或者根本没有可以参与竞争的组织。
流动的教徒
前面说到教会从新生到衰败的几个阶段，如果把一个教会看作有着生命周期的商业单位，那么全美国的众多教会就构成了经营范围相近的行业，也使这些教会都具备了一些类似于“商业竞争”的特征。这种竞争的特点之一就是宗教服务的消费者——教徒们——能够自由流动。
牧师/神父和其他神职人员的流动性是很低的，而教会里的教众／教民的流动则相对容易。他们可能在信教与不信教之间转换，在或者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及其他宗教之间转换，当然最常见的还是在不同的教会/教派之间转换。
英语里有一个词：church-hopper（“在教会之间跳来跳去的人”），说的就是经常改变所属教会的教徒，或者同时在几个教会之间摇摆的教徒。
神学角度说，教会是沟通上帝和教众的桥梁，教徒是羔羊，牧师要“牧养”羔羊；从经济角度看，作为顾客的教众才是教会的“上帝”，或者说教徒是神职人员的 “衣食父母”——因为教徒的“奉献”（约１０％的税后收入），是教会的资金来源。但是法律又不允许教会限制教众的人身自由，教会里的神职人员就不得不重视教徒的满意度，避免人员流失，还要惦记着从别的教会拉人。低效率的教会很容易就会在这种竞争中被淘汰。
由于美国教会对于教徒如此依赖，而教徒又有流动的自由，所以美国教会大多数时间都扮演一个保守的角色——教会要想不损失收入，就不能损失教徒，也就没有理由推动大量教众去做危险的事情。如果有教会从事“煽动”行为，要么只不过是在大多数教会情绪不稳定时的策略（比如2010年911时打算烧《古兰经》的那个牧师），要么不久就会被认定成“邪教”。
教徒的收入和教会收入的关系密切还带来另一个现象，就是教会对于自己成员失业的问题比较上心，牧师作为社会交流的一个信息枢纽，经常可以运用人际网络关系帮助联络就业。对于成员家庭生活里的困难，教会也会调动资源内予以物质和精神协助（主要是发动募捐和互助）。
当然，如果有任何外部力量要压缩一个教会的教众规模，也会面临教会的殊死反抗，而且这些教会大都强烈反对“去宗教化”的社会倾向——由于美国现存的这些教会都是在严酷的业务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所以它们的“反对”既有力量又不失技巧。
牧师/神父和其他神职人员的流动性是很低的，而教会里的教众／教民的流动则相对容易。他们可能在信教与不信教之间转换，在或者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及其他宗教之间转换，当然最常见的还是在不同的教会/教派之间转换。
英语里有一个词：church-hopper（“在教会之间跳来跳去的人”），说的就是经常改变所属教会的教徒，或者同时在几个教会之间摇摆的教徒。
神学角度说，教会是沟通上帝和教众的桥梁，教徒是羔羊，牧师要“牧养”羔羊；从经济角度看，作为顾客的教众才是教会的“上帝”，或者说教徒是神职人员的 “衣食父母”——因为教徒的“奉献”（约１０％的税后收入），是教会的资金来源。但是法律又不允许教会限制教众的人身自由，教会里的神职人员就不得不重视教徒的满意度，避免人员流失，还要惦记着从别的教会拉人。低效率的教会很容易就会在这种竞争中被淘汰。
由于美国教会对于教徒如此依赖，而教徒又有流动的自由，所以美国教会大多数时间都扮演一个保守的角色——教会要想不损失收入，就不能损失教徒，也就没有理由推动大量教众去做危险的事情。如果有教会从事“煽动”行为，要么只不过是在大多数教会情绪不稳定时的策略（比如2010年911时打算烧《古兰经》的那个牧师），要么不久就会被认定成“邪教”。
教徒的收入和教会收入的关系密切还带来另一个现象，就是教会对于自己成员失业的问题比较上心，牧师作为社会交流的一个信息枢纽，经常可以运用人际网络关系帮助联络就业。对于成员家庭生活里的困难，教会也会调动资源内予以物质和精神协助（主要是发动募捐和互助）。
当然，如果有任何外部力量要压缩一个教会的教众规模，也会面临教会的殊死反抗，而且这些教会大都强烈反对“去宗教化”的社会倾向——由于美国现存的这些教会都是在严酷的业务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所以它们的“反对”既有力量又不失技巧。
教会的衰败
不管一个教会的规模大小，都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面临衰败。
第一个原因是教会成员平均年龄增长，一般来说这是因为当地经济形势变化，比如美国农村、五大湖区某些城市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教会发展不到新人。这与人口迁入地区教会发展是硬币的两面，而且经济大势基本属于不可抗拒力。人口因素的衰败在小教会身上尤其明显。
另一类原因就是教会内部对教义的争执。争执激烈到不可调和，就会导致教会分裂。不过，有时候很难区分信仰不同于意气用事，只好笼统称为“内部矛盾”。
第三类原因是教会里出现腐败或者犯罪行为，比如贪污财产、性侵。这类丑闻对于一个教会的打击很可能是致命的，而且对于大教会信誉的打击更为明显。天主教会作为美国基督教里最大的一支，其内部丑闻经常登上主流媒体——这里面有没有其他基督教派的“帮助”，还真不好说。
正由于教会丑闻的危害，“预防疾病”也是教会人士所必需的知识。Amazon上就有这类书卖，比如《如何让教会成员和睦相处》、《如何防范与处理教会矛盾》、《如何识别与处置对教会的破坏》。还有专门帮教会防止针对儿童性侵犯的多媒体培训光碟。
如果这些预防针都无效，教会就不得不要顺着上帝的安排，走向关门。
2008年12月，一所教堂的关闭仪式——从美丽的装饰上看，教徒们恋恋不舍，不过教徒们岁数也都不小了
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外迁或者平均年龄上升，教会的生存压力就会上升;教会发生性丑闻，教会成员的忠诚肯定会动摇。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也引发很多教堂关门。具体原因似乎是教会贷款买教堂，或者贷款大搞装修，当经济危机突然来袭，教徒家里也没了余粮，交不上“奉献”，教会的资金链也就断了。结果“上帝的居所”也面临强制拍卖……财务危机更容易发生在小教派的教会，而大教派经济上大都较为宽裕，甚至可以从破产教会里接收一些会员。
与大多数美国教会不同，美国的华人教会一般都处于快速成长的阶段。那种教会衰落、人口老化的华人教会比较少。这与中国移民的大量进入有关。
华人教会的人口也经常能超过80人的美国平均水平，这一方面符合中国人际关系亲密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有牧师资质的华人牧师还比较少。还有一个可能原因是华人教会里有不少人都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这些人只是来看看新鲜，或者没几年就因为工作原因而改换城市甚至海龟了。
从促进华人就业的角度说，基督教促进了不止一个方面的就业。华人牧师这种职业的稳定性和人才供给不足的状况从有“人才剩余”的行业里——比如生命科学——吸引了了不少华人。就算不入基督教，也可以像“方舟子”这样从反方向“服侍”华人基督教徒。
从上篇和本篇的内容来看，美国的基督教会实际上是在市场化的新旧交替之中，每一所倒闭教堂的背后都有竞争力低下的教训，而每一个成功的教会都在证明了一个运营模式的效率。教会的衰败，淘汰了弱者，留下了强者，反而保证了整个行业不容易衰败——这也许就是美国宗教行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是教会成员平均年龄增长，一般来说这是因为当地经济形势变化，比如美国农村、五大湖区某些城市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教会发展不到新人。这与人口迁入地区教会发展是硬币的两面，而且经济大势基本属于不可抗拒力。人口因素的衰败在小教会身上尤其明显。
另一类原因就是教会内部对教义的争执。争执激烈到不可调和，就会导致教会分裂。不过，有时候很难区分信仰不同于意气用事，只好笼统称为“内部矛盾”。
第三类原因是教会里出现腐败或者犯罪行为，比如贪污财产、性侵。这类丑闻对于一个教会的打击很可能是致命的，而且对于大教会信誉的打击更为明显。天主教会作为美国基督教里最大的一支，其内部丑闻经常登上主流媒体——这里面有没有其他基督教派的“帮助”，还真不好说。
正由于教会丑闻的危害，“预防疾病”也是教会人士所必需的知识。Amazon上就有这类书卖，比如《如何让教会成员和睦相处》、《如何防范与处理教会矛盾》、《如何识别与处置对教会的破坏》。还有专门帮教会防止针对儿童性侵犯的多媒体培训光碟。
如果这些预防针都无效，教会就不得不要顺着上帝的安排，走向关门。
2008年12月，一所教堂的关闭仪式——从美丽的装饰上看，教徒们恋恋不舍，不过教徒们岁数也都不小了
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外迁或者平均年龄上升，教会的生存压力就会上升;教会发生性丑闻，教会成员的忠诚肯定会动摇。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也引发很多教堂关门。具体原因似乎是教会贷款买教堂，或者贷款大搞装修，当经济危机突然来袭，教徒家里也没了余粮，交不上“奉献”，教会的资金链也就断了。结果“上帝的居所”也面临强制拍卖……财务危机更容易发生在小教派的教会，而大教派经济上大都较为宽裕，甚至可以从破产教会里接收一些会员。
与大多数美国教会不同，美国的华人教会一般都处于快速成长的阶段。那种教会衰落、人口老化的华人教会比较少。这与中国移民的大量进入有关。
华人教会的人口也经常能超过80人的美国平均水平，这一方面符合中国人际关系亲密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有牧师资质的华人牧师还比较少。还有一个可能原因是华人教会里有不少人都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这些人只是来看看新鲜，或者没几年就因为工作原因而改换城市甚至海龟了。
从促进华人就业的角度说，基督教促进了不止一个方面的就业。华人牧师这种职业的稳定性和人才供给不足的状况从有“人才剩余”的行业里——比如生命科学——吸引了了不少华人。就算不入基督教，也可以像“方舟子”这样从反方向“服侍”华人基督教徒。
从上篇和本篇的内容来看，美国的基督教会实际上是在市场化的新旧交替之中，每一所倒闭教堂的背后都有竞争力低下的教训，而每一个成功的教会都在证明了一个运营模式的效率。教会的衰败，淘汰了弱者，留下了强者，反而保证了整个行业不容易衰败——这也许就是美国宗教行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吧。
教会的新生和成长
最近一条新闻称，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调查了中国基督教徒的情况，数据表明中国基督徒中有三多：女教徒多，中老年教徒多，初中文化以下的教徒 多。在美国这种基督教徒人数变化比较缓慢的国家，不管基督徒的文化水平如何，至少年龄性别结构应该与全社会的构成一致。中国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基督徒人群 曾经发生过剧烈的变动，这个变动还在继续。
既然中国基督徒人群的发展与美国不同，那么也就不能用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模式来猜测美国的情况。本篇就说说美国基督教会如何被建立和发展的。
这里的“建立”，是指一个新教会(church)的产生，而不是一个新宗教（religion）的创立——尽管这种事情在美国也是有可能的。
新的教会产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个大教派决定在某个地方开辟新的教会，于是空投人员来此地传教发展教徒，另一种是某个现有教会发生分裂，原有的一个教会变成了两个甚至多个教会。
第一种情况一般是伴随着新的经济热点和居住区的发展，比如当加州人口不断增多的时候，外来人口脱离了原居住地的教会，又仍然想找个教会参加活动，而且恰巧新居住区的教会不合“口味”，一个新的教会就有了生存空间。
在新的小区旁边成立几个新教会的过程，其实与一个新建的办公楼带动周围的麦当劳、肯德鸡等餐馆一样——只不过一个提供的是宗教服务，一个提供的是快餐服 务。具体到一个教派组织，这要求母教会保持对经济潮流的信息追踪，派人到当地考察，甚至还要到住户家访问。这其中的竞争激烈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一般来说大 的教派往往信息资源更丰富，而小的教派的发展策略则更积极灵活。
教会分裂的情况可能比“空投”新教更常见一些。一个教会里的信徒们因为对教义、教会财务、日常管理、发展规划、会员服务等方面发生严重矛盾，这个教会就分裂了。
教会分裂要伴随一些痛苦，尤其是分裂出去的少数信徒们要从无到有搞一个新组织，很是麻烦。所以在美国一些类似于“百度知道”的网站上，经常有人问什么情况才应该分裂教会，以及如何开办新教会，也常有“开新教会的7个理由”“不开新教会的5个理由”之类的有趣回答。
与商业组织一样，美国新开张的教会组织也要经历：新生、成长、成熟、衰落几个阶段。新生之后，就要面临教会发展壮大的问题。
刚开始传教的教会，至少要有一个核心牧师，这个牧师可能是“空投”过来传教的，也可能是被分裂出来的教众们推选出来的头领。这个牧师的主要职责就是安排日常崇拜活动，收取资金，带领现有的教徒出去拉新的教徒入会，打理财务设计发展规划。
对于“空投”牧师，其母教会一般在头几年给牧师支付基本的生活和发展费用，以便牧师安心建立教会发展教徒。对于这种新牧师来说，母会资助很快就会结束，所 以工作压力不小，有时候要考虑在一个地区的两个社会同时建立教会，错开活动时间来回跑动。对被分裂的教会来说，成员和基本制度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推选的牧 师可能有自己的工作，如果是专职也可以用已经建立捐款制度支付自己的工资。
小教会的生命力有时候比大教会还要强，因为由于人少，牧师对每一个成员都知根知底，讲道传教更有针对性，教会的服务也会更人性化。经历分裂而产生的教会也会借鉴前教会的教训，气氛至少会发生改善。
新教会的一个问题是可能没有场地。人少的时候可以聚在民宅的地下室或者餐厅里，人多了就必须出去租场地——屋子不够大是一方面，人多了很多汽车没地方停也是个重要原因。
教众多了就可以多收点钱出去租场地，这些场地可以是周末无人的校园或办公区、公寓区的活动室、图书馆活动室、甚至其他教会空闲时的教堂。在美国周末礼拜并 不局限于周日上午，周六或者周日下午晚上也可以，这样就为多个小教会分享同一场地提供了可能——赶得巧了，下午晚上去礼拜的人还能碰上前一个礼拜散会出来 的…（这种时间差也为一个牧师同时带领多个教会提供了可能。）
如果发展顺利，会员多了，教会就不再寄人篱下，而要拥有自己的教堂。和老百姓一样，教会一般也是贷款买房，分期付款。一般来说教会的贷款都属于风险低信用好的，所以搞到贷款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在次贷危机之前的乐观时期更是如此。
一般来说，美国基督教堂的规模是八十人左右，但是如果一个教会的开办模式太成功，那么它很可能会被越办越大，甚至在本地开几家分教堂，拥有上千甚至上万会员——这种教会往往被称为“超级教会”（megachurch）。
超级教会的优势在于效率较高：在普通教会传统方式生存一般是口头宣教，办查经班，聚餐聊天，周末礼拜的聚会的时候一般有人会把孩子们聚到一间屋里看管一 下；而超级教会在这些传统活动基础上还可以搞界面精美的网站，办网上宣教，要是因为为什么错过一次还可以上网听，平日和周末还可以做一些关于理财、育儿、 保健、减肥之类的专题演讲，看孩子的服务也可以覆盖周末长达一天的时间，让身心俱疲的家长们放松一把。
尽管活动丰富，但是超级教会平均每个会员所分配的工作人员并不一定就多——如果小教会被合并成超级教会，很可能有些牧师要失业。这样一来超级教会难免要招 人恨，有人给把超级教会(MegaChurch)谐音成麦当劳教会(McChruch)，意思是这种教会商业化太厉害，太讲究效率，搞得传统行规被打破 ——就像餐饮业里的麦当劳一样。
超级教会的竞争确实激励了小教会的牧师，让他们发挥自己小教会的优势，给每个成员以人性化关怀。从这一点上，超级教会的出现提高了整个美国社会的宗教服务效率。
既然中国基督徒人群的发展与美国不同，那么也就不能用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模式来猜测美国的情况。本篇就说说美国基督教会如何被建立和发展的。
这里的“建立”，是指一个新教会(church)的产生，而不是一个新宗教（religion）的创立——尽管这种事情在美国也是有可能的。
新的教会产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个大教派决定在某个地方开辟新的教会，于是空投人员来此地传教发展教徒，另一种是某个现有教会发生分裂，原有的一个教会变成了两个甚至多个教会。
第一种情况一般是伴随着新的经济热点和居住区的发展，比如当加州人口不断增多的时候，外来人口脱离了原居住地的教会，又仍然想找个教会参加活动，而且恰巧新居住区的教会不合“口味”，一个新的教会就有了生存空间。
在新的小区旁边成立几个新教会的过程，其实与一个新建的办公楼带动周围的麦当劳、肯德鸡等餐馆一样——只不过一个提供的是宗教服务，一个提供的是快餐服 务。具体到一个教派组织，这要求母教会保持对经济潮流的信息追踪，派人到当地考察，甚至还要到住户家访问。这其中的竞争激烈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一般来说大 的教派往往信息资源更丰富，而小的教派的发展策略则更积极灵活。
教会分裂的情况可能比“空投”新教更常见一些。一个教会里的信徒们因为对教义、教会财务、日常管理、发展规划、会员服务等方面发生严重矛盾，这个教会就分裂了。
教会分裂要伴随一些痛苦，尤其是分裂出去的少数信徒们要从无到有搞一个新组织，很是麻烦。所以在美国一些类似于“百度知道”的网站上，经常有人问什么情况才应该分裂教会，以及如何开办新教会，也常有“开新教会的7个理由”“不开新教会的5个理由”之类的有趣回答。
与商业组织一样，美国新开张的教会组织也要经历：新生、成长、成熟、衰落几个阶段。新生之后，就要面临教会发展壮大的问题。
刚开始传教的教会，至少要有一个核心牧师，这个牧师可能是“空投”过来传教的，也可能是被分裂出来的教众们推选出来的头领。这个牧师的主要职责就是安排日常崇拜活动，收取资金，带领现有的教徒出去拉新的教徒入会，打理财务设计发展规划。
对于“空投”牧师，其母教会一般在头几年给牧师支付基本的生活和发展费用，以便牧师安心建立教会发展教徒。对于这种新牧师来说，母会资助很快就会结束，所 以工作压力不小，有时候要考虑在一个地区的两个社会同时建立教会，错开活动时间来回跑动。对被分裂的教会来说，成员和基本制度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推选的牧 师可能有自己的工作，如果是专职也可以用已经建立捐款制度支付自己的工资。
小教会的生命力有时候比大教会还要强，因为由于人少，牧师对每一个成员都知根知底，讲道传教更有针对性，教会的服务也会更人性化。经历分裂而产生的教会也会借鉴前教会的教训，气氛至少会发生改善。
新教会的一个问题是可能没有场地。人少的时候可以聚在民宅的地下室或者餐厅里，人多了就必须出去租场地——屋子不够大是一方面，人多了很多汽车没地方停也是个重要原因。
教众多了就可以多收点钱出去租场地，这些场地可以是周末无人的校园或办公区、公寓区的活动室、图书馆活动室、甚至其他教会空闲时的教堂。在美国周末礼拜并 不局限于周日上午，周六或者周日下午晚上也可以，这样就为多个小教会分享同一场地提供了可能——赶得巧了，下午晚上去礼拜的人还能碰上前一个礼拜散会出来 的…（这种时间差也为一个牧师同时带领多个教会提供了可能。）
如果发展顺利，会员多了，教会就不再寄人篱下，而要拥有自己的教堂。和老百姓一样，教会一般也是贷款买房，分期付款。一般来说教会的贷款都属于风险低信用好的，所以搞到贷款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在次贷危机之前的乐观时期更是如此。
一般来说，美国基督教堂的规模是八十人左右，但是如果一个教会的开办模式太成功，那么它很可能会被越办越大，甚至在本地开几家分教堂，拥有上千甚至上万会员——这种教会往往被称为“超级教会”（megachurch）。
超级教会的优势在于效率较高：在普通教会传统方式生存一般是口头宣教，办查经班，聚餐聊天，周末礼拜的聚会的时候一般有人会把孩子们聚到一间屋里看管一 下；而超级教会在这些传统活动基础上还可以搞界面精美的网站，办网上宣教，要是因为为什么错过一次还可以上网听，平日和周末还可以做一些关于理财、育儿、 保健、减肥之类的专题演讲，看孩子的服务也可以覆盖周末长达一天的时间，让身心俱疲的家长们放松一把。
尽管活动丰富，但是超级教会平均每个会员所分配的工作人员并不一定就多——如果小教会被合并成超级教会，很可能有些牧师要失业。这样一来超级教会难免要招 人恨，有人给把超级教会(MegaChurch)谐音成麦当劳教会(McChruch)，意思是这种教会商业化太厉害，太讲究效率，搞得传统行规被打破 ——就像餐饮业里的麦当劳一样。
超级教会的竞争确实激励了小教会的牧师，让他们发挥自己小教会的优势，给每个成员以人性化关怀。从这一点上，超级教会的出现提高了整个美国社会的宗教服务效率。
游子的“困境”
在美国大学里，有一个叫“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的组织，他们不涉及宣传宗教，没有牧师和信徒的地位差别，鼓励所有人参加管理会务，成员又都是中国人。按理说这种组织应该比华人基督教会更容易吸收留学生，但实际上这种学生会往往组织松散，有时候不得不主动和当地的教会合作，源源不断地给教会介绍新人。
教会里经费、人力、物力都比较宽裕：工资稳定的成员可捐出高达百分之十左右的收入，也可以轮流用自家的资源用来招待客人，有些教会还能从其总会出获得特别的资金支持，教会多有固定人员、车辆和活动场所可以免费使用，还可以囤积旧家具待留学生入学时发放。
而相比之下，CSSA里10%收入的捐款显然不太现实；热心活动的大都属于“穷学生”，家境极宽裕的也不来掺和；即使可以从学校、中国大使馆、活动募捐、给当地中国店打广告获得活动经费，这些加起来大概也不会超过一个留学生奖学金总额；而且CSSA多半没有专用活动场所，有事租借，完事走人，说CSSA是 “皮包公司”并不算夸张。
这么看来CSSA比较“自由”，而华人教会比较“愚昧”：捐给教会的钱多少归牧师，多少花在基督徒身上，多少给来访留学生“打水漂”，不是很透明； CSSA里经常要就资金去向问题作交待，学生们都希望钱花的公平，管理者“腐败”会被集体谴责。
但实际的结果是，美国华人教会不但没有亏本，反而人数增加，而CSSA的参与者流水一般的来来走走。华人基督徒在更换居住城市之后，往往不管基督教派之间的差异，很快就在附近找一个中国教会参加；而CSSA里的学生，有些还没到毕业就不参加活动了。
这个现象也许会让人迷茫：推崇“理性”“自由”“民主”这些概念的留学生群体竟然不能长期团结，反而是信教的中国人就把集体活动给组织起来了？
“囚徒困境”的博弈理论可以从数学角度来解释这个现象：即“理性”个体组成的集体收益反而不能达到最佳，中国的游子们很容易就会落入“理性人”的困境里。
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龙，一群中国人是虫”，有几分道理：如果一群人要形成一条龙，难免个别人做龙头，多数人做龙身；如果每个细胞都非要一样，只好大家都做珊瑚虫啦。
教会里经费、人力、物力都比较宽裕：工资稳定的成员可捐出高达百分之十左右的收入，也可以轮流用自家的资源用来招待客人，有些教会还能从其总会出获得特别的资金支持，教会多有固定人员、车辆和活动场所可以免费使用，还可以囤积旧家具待留学生入学时发放。
而相比之下，CSSA里10%收入的捐款显然不太现实；热心活动的大都属于“穷学生”，家境极宽裕的也不来掺和；即使可以从学校、中国大使馆、活动募捐、给当地中国店打广告获得活动经费，这些加起来大概也不会超过一个留学生奖学金总额；而且CSSA多半没有专用活动场所，有事租借，完事走人，说CSSA是 “皮包公司”并不算夸张。
这么看来CSSA比较“自由”，而华人教会比较“愚昧”：捐给教会的钱多少归牧师，多少花在基督徒身上，多少给来访留学生“打水漂”，不是很透明； CSSA里经常要就资金去向问题作交待，学生们都希望钱花的公平，管理者“腐败”会被集体谴责。
但实际的结果是，美国华人教会不但没有亏本，反而人数增加，而CSSA的参与者流水一般的来来走走。华人基督徒在更换居住城市之后，往往不管基督教派之间的差异，很快就在附近找一个中国教会参加；而CSSA里的学生，有些还没到毕业就不参加活动了。
这个现象也许会让人迷茫：推崇“理性”“自由”“民主”这些概念的留学生群体竟然不能长期团结，反而是信教的中国人就把集体活动给组织起来了？
“囚徒困境”的博弈理论可以从数学角度来解释这个现象：即“理性”个体组成的集体收益反而不能达到最佳，中国的游子们很容易就会落入“理性人”的困境里。
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龙，一群中国人是虫”，有几分道理：如果一群人要形成一条龙，难免个别人做龙头，多数人做龙身；如果每个细胞都非要一样，只好大家都做珊瑚虫啦。
留学人员信教的动机
除了前面的因素，中国教育制造的读书人还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使他们可以接受基督教。
中国知识分子的学习经历的主要内容就是读书和考试，这种生活经历往往让人对“标准答案”有信仰高度的追求。一旦进入美国大学里，或者走上美国社会，标准答案这个“信仰”渐渐的远去了，这些人的心里也就空虚了。
尤其是在美国，学校和社会只告诉你什么不能做，而不是“只能做”什么；科学的逻辑也总是告诉你什么不是正确的、不完善的——在这种开放的环境里，突然有人告诉你“要做什么”，或者“XX是唯一真理”，就迎合了对“终极标准答案”的渴求。可以说基督教的思考方式，正好填补美国大学缺乏“标准答案”的空白。
除了渴求标准答案，中国读书人学习的动力也不一定是热爱真理，而是习惯于一种生活方式：获得好成绩，受到师长表扬，同伴羡慕（在古代可以等同于“功名”）。也就有一些人，在决定远赴美国的时候，与其说是出于自己对美国的向往，不如说来自身边人对美国生活的向往。于是留学之前他们受到家人朋友以热切期望——尤其是那些成长中受到宠爱的孩子，或者独生子女——留学开始就变成了所在国家的边缘人，不管此前多么合群，也要经过文化上的磨合（culture shock），巨大的心理落差是难免的。
还有一类读书人，在大陆或者台湾入积极参加主流政治组织，人际生活充实，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到美国，同样成为边缘人——因为美国两党活动都不讲中文，第一代移民要深入这些团体核心也很困难。但是这些中国读书人的智力都不差，学东西上手很快，所以很快可以理解基督教的专用语言体系，并且能在教会活动力崭露头角，甚至成为核心人员 ——于是美国华人基督徒里出现了不少中国名校毕业生，以及国共两党的前党员。这种希望处于社会团体中心的心理动机，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特殊需求”。
90年代时，中国一些曾经忙碌的中低层干部，在退休之后成为社会边缘，也感到心理的落差和空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参与了f.l.g的修炼，据说由于他们文化素质出众，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圈子里的核心，他们说自己就是为了被别人一口一个“站长”的称呼着，还有那年轻忙碌的充实感。
“处于核心”的心理需求和实际的身份落差，并不只是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中国还有很多人在社会剧变里要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有的从老大哥变成下岗工，有的从农村劳动力核心变成了进城农民工，还有的不少老人妇女成了所谓的“留守”人员——这些人都是宗教或类宗教组织的主要发展对象。
可见基督教的发展过程并不神秘，仅仅是把社会里存在的空白填补上而已。
中国知识分子的学习经历的主要内容就是读书和考试，这种生活经历往往让人对“标准答案”有信仰高度的追求。一旦进入美国大学里，或者走上美国社会，标准答案这个“信仰”渐渐的远去了，这些人的心里也就空虚了。
尤其是在美国，学校和社会只告诉你什么不能做，而不是“只能做”什么；科学的逻辑也总是告诉你什么不是正确的、不完善的——在这种开放的环境里，突然有人告诉你“要做什么”，或者“XX是唯一真理”，就迎合了对“终极标准答案”的渴求。可以说基督教的思考方式，正好填补美国大学缺乏“标准答案”的空白。
除了渴求标准答案，中国读书人学习的动力也不一定是热爱真理，而是习惯于一种生活方式：获得好成绩，受到师长表扬，同伴羡慕（在古代可以等同于“功名”）。也就有一些人，在决定远赴美国的时候，与其说是出于自己对美国的向往，不如说来自身边人对美国生活的向往。于是留学之前他们受到家人朋友以热切期望——尤其是那些成长中受到宠爱的孩子，或者独生子女——留学开始就变成了所在国家的边缘人，不管此前多么合群，也要经过文化上的磨合（culture shock），巨大的心理落差是难免的。
还有一类读书人，在大陆或者台湾入积极参加主流政治组织，人际生活充实，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到美国，同样成为边缘人——因为美国两党活动都不讲中文，第一代移民要深入这些团体核心也很困难。但是这些中国读书人的智力都不差，学东西上手很快，所以很快可以理解基督教的专用语言体系，并且能在教会活动力崭露头角，甚至成为核心人员 ——于是美国华人基督徒里出现了不少中国名校毕业生，以及国共两党的前党员。这种希望处于社会团体中心的心理动机，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特殊需求”。
90年代时，中国一些曾经忙碌的中低层干部，在退休之后成为社会边缘，也感到心理的落差和空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参与了f.l.g的修炼，据说由于他们文化素质出众，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圈子里的核心，他们说自己就是为了被别人一口一个“站长”的称呼着，还有那年轻忙碌的充实感。
“处于核心”的心理需求和实际的身份落差，并不只是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中国还有很多人在社会剧变里要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有的从老大哥变成下岗工，有的从农村劳动力核心变成了进城农民工，还有的不少老人妇女成了所谓的“留守”人员——这些人都是宗教或类宗教组织的主要发展对象。
可见基督教的发展过程并不神秘，仅仅是把社会里存在的空白填补上而已。
留美人员信教的动机
留美人员皈依基督教，从非基督教徒的角度看有以下心理动机。
逃避孤独：对于在异国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热闹”本身就可以成为参加教会的理由。
就业压力：在教会里发展人际关系，对于找工作也是有益的。教会大多积极对无业或者失业教徒提供帮助，不然对教会发展也很不利，实在帮不上忙也会让大家祈祷 一番，缓解精神焦虑。华人圈子相对较窄，但有“责任感”一些。白人教会在提供职业帮助时,就像传教一样保持着距离，能帮上忙的相对少。
寻找配偶：这个针对单身人士。这方面华人教会的优势大一些，因为在美国还是华人之间结合为主，教会的环境能给人一个“放心”的印象。也有中国人，因为要娶 /嫁一个白人基督徒，就转到白人教会活动了。原因很简单：中国人懂英语到了白人教会里可以活动，而白人不会说中文，跟到华人教会里比较难受。
家庭秩序：这一点对于想维持家庭稳定的男女都有吸引力，所以一旦男女双方有一个信教，另一个也会信教。在美国这种社会环境 里，离婚和问题少年都比较常见，而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丈夫要尊重妻子，妻子要服从丈夫，而孩子也要从小在教会学习社交礼仪。那些事业上成功的华人入教，其 实是希望家庭在每周的教会活动中保持良好的状态——至于实际效果，不宜一概而论，至少华人基督徒家庭产生的第二代美国华人，大多不愿意参加华人教会的活动。
娱乐活动：前面分析过了。这点可以吸引潜在基督徒，却不能成为入教的直接原因，也许正因如此，华人教会和白人教会“拼”娱乐的动力并不高。
精神追求：由于在中国没有受到相关的教育，不少人在面对“生死”问题时就会想到宗教，尤其是父母或者其他重要亲属的去世，使一些人很快接受基督教。另一种情况，是由于驾驶经验有限，刚到美国就频繁驾车容易出事故。一些人受到“死里逃生”的精神刺激，加上独自留美无处排解压力，有的就这么信教了。还有一 些人特别崇尚欧美文化，来到美国就把“融入美国”作为一种追求，也特别亲近白人，这一点上白人教会更能满足其需求。
逃避孤独：对于在异国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热闹”本身就可以成为参加教会的理由。
就业压力：在教会里发展人际关系，对于找工作也是有益的。教会大多积极对无业或者失业教徒提供帮助，不然对教会发展也很不利，实在帮不上忙也会让大家祈祷 一番，缓解精神焦虑。华人圈子相对较窄，但有“责任感”一些。白人教会在提供职业帮助时,就像传教一样保持着距离，能帮上忙的相对少。
寻找配偶：这个针对单身人士。这方面华人教会的优势大一些，因为在美国还是华人之间结合为主，教会的环境能给人一个“放心”的印象。也有中国人，因为要娶 /嫁一个白人基督徒，就转到白人教会活动了。原因很简单：中国人懂英语到了白人教会里可以活动，而白人不会说中文，跟到华人教会里比较难受。
家庭秩序：这一点对于想维持家庭稳定的男女都有吸引力，所以一旦男女双方有一个信教，另一个也会信教。在美国这种社会环境 里，离婚和问题少年都比较常见，而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丈夫要尊重妻子，妻子要服从丈夫，而孩子也要从小在教会学习社交礼仪。那些事业上成功的华人入教，其 实是希望家庭在每周的教会活动中保持良好的状态——至于实际效果，不宜一概而论，至少华人基督徒家庭产生的第二代美国华人，大多不愿意参加华人教会的活动。
娱乐活动：前面分析过了。这点可以吸引潜在基督徒，却不能成为入教的直接原因，也许正因如此，华人教会和白人教会“拼”娱乐的动力并不高。
精神追求：由于在中国没有受到相关的教育，不少人在面对“生死”问题时就会想到宗教，尤其是父母或者其他重要亲属的去世，使一些人很快接受基督教。另一种情况，是由于驾驶经验有限，刚到美国就频繁驾车容易出事故。一些人受到“死里逃生”的精神刺激，加上独自留美无处排解压力，有的就这么信教了。还有一 些人特别崇尚欧美文化，来到美国就把“融入美国”作为一种追求，也特别亲近白人，这一点上白人教会更能满足其需求。
传教的基本方式
到美国没有多久，中国留学生们和基督教会发生第一次接触。此后教会的力量就会逐渐对留学生们施加影响，进行传教。具体方式上说，华人教会与白人教会都有特点，以下做一些介绍和比较。
（需要注明，本文缺乏黑人教会等少数族裔教会的第一手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
华人教会，一般是周末把留学生接到教会参加崇拜仪式，整个过程包括听宣讲，唱圣歌，募捐，祷告等。如果不愿意做祷告或者唱歌之类的事情（当然一开始也不可能知道怎么做），并没有人强求，只需要安静的呆在一旁即可。教会活动之后就是聚餐，菜式能够达到普通餐馆水平，交多少饭钱全凭自愿。教会里有时候会有一些体育活动，如足球、篮球、乒乓球、太极拳。
华人教会有时组织一些外出娱乐活动，如滑雪、宿营、野外行走——这些活动的费用一般自理，不过刚到美国的留学生大多没有进行这类活动的经验，有教会牵头不但可以学习如何生活，还会从集体行动中获得安全感。
华人教会的传教工作基本是口头宣传。有时候是让留学生所熟识的人——比如每周带他们买菜的师兄——先进行初步介绍，此后参加教会里的“查经班”活动，与其他人读圣经谈体会，这些查经班都热心鼓励新人提问讨论。如果参与活动多了，还会收到免费的传教书籍、录像和磁带。
美国白人办的教会，感觉上与华人教会是区别的。从教会正规崇拜的程序上看差不多，但是餐会的密集程度比华人教会低，内容也简单——也许应该说，华人教会把聚餐搞得过于红火了。
在户外娱乐上，白人教会往往花样繁多，他们的教会成员有时候会把中国留学生接到自己家，玩自家或者附近场所的游戏——这些游戏的主要设施大多早已购置，免费给客人玩一次也不会添加太多麻烦，比如骑马、射箭、枪械射击、水上快艇、水上摩托、草地摩托、钓鱼捞蟹、攀岩、漂流、真人CS——具体进行什么项目，取决于这家主人的条件。
美国白人传教自然是说英语，在感情交流方面打了一些折扣，不过也吸引了想提高英语水平的人。在口头沟通之余，白人教会还会赠送中文圣经和中文DVD（自然都是传教用的），工作之到位让人惊讶。
白人基督教会对访问学者群体的工作特别到位。虽然这些中国人只是交流访问一年半载就会回到中国，但是他们都会受到热情招待。从传教角度考虑，大概白人教会更需要聚集华人活动的人气，大量接触这些短期访问学者能够也可以提高白人传教士的经验值。而且，越是在美国短期交流回国的中国人，越容易相信他们在美国所听到的东西，对于影响基督教在中国的形象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上边比较华人教会和白人教会吸引留学生的餐娱方式，并不是要鼓励留学生们都去蹭吃蹭玩。这些娱乐便利是作为“联络感情”的渠道出现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传教。一旦一个人成为了基督徒，他/她只能从属于一个教会。
华人教会娱乐性活动少，不是他们不想多高一些花样来争取教徒，而是因为华人移民社会成分比较单调，基本上可以分为无资产的体力打工者和无资产的“知识工人”，前者花在集体性娱乐上的时间比较少，而后者则偏好一些体力要求低的集体活动，于是，大家一起吃东西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集体娱乐”。而白人教会成员一般都移民美国很多代，受基督教的影响，他们会多生几个孩子，更可能有大块地产和添置较大的娱乐项目。白人基督教会的成分不像华人教会这样单调，可以说是美国老百姓的缩影，所以娱乐也更美国化一些。
由于中国文化里的“孝”理念，华人移民不少还带着年长的家庭成员，于是使得娱乐活动要照顾中老年人。美国人一般不和长辈同住，家里除了夫妻两人就都是孩子，所以娱乐更加年轻动感。
从大陆留学生角度看，白人教会的崇拜仪式也比华人教会要做得“自然”一些。大概因为华人之间的相同之处很多，而宗教仪式差不多算是唯一的差别，显得特别扎眼；而美国白人的基督教文化，早就在好莱坞电影里反复表现了，从中国人角度看觉得“和电影里面一样”。而且，一群中国人的祷告、聚餐、十字架和圣像、唱圣歌、学习圣经等，确实会让人联想到“早请示，晚汇报”“大锅饭”、伟人像、集体唱歌和学语录。
口头宣传教义方面，华人教会和中国留学生接触更多，一个留学生可能同时被几个人同时传教——如果是个喜欢随大流的人，受到这种群体性的吸引/压力就加入教会；而那些有“倔”脾气的人，则可能就此对基督教产生抵触情绪，实际上后一种情况并不少见。白人教会由于语言差异，首先就没法儿拉着一个中国人不停的 “劝”。按照美国式的人际距离，也不会有“强拉”的现象。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来说，华人教会有点像媒婆说媒，白人教会则有点“自由恋爱”的意思。
不过也不能认为华人传教都是生拉硬拽，而白人传教都春风化雨——有些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那是“样本”的问题：中国留学生接触到的美国传教士都是 “专业”的，他们能拿出中文印刷的圣经和中文DVD，这就很说明他们“有备而来”。而传教的华人里除了传教士之外，还有一般的基督徒，后者往往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个人修养参差不齐，如此传教，效果可想而知。在美国地铁和公交车上，偶尔会出现一些衣衫褴褛的白人和黑人高喊基督教口号，这些人才是美国基督教传教的“低端”部分。
根据前面的情况看，华人教会占着接触留学生的便利，“吃”的水平也高一些；而白人教会娱乐内容比较丰富，特别容易吸引年轻人。华人教会传教没有语言障碍，而白人教会的“距离美感”保持的比较好。那么要问哪个教会能把留学生转化为基督徒——这还是取决于中国留学生自身的动机。
（需要注明，本文缺乏黑人教会等少数族裔教会的第一手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
华人教会，一般是周末把留学生接到教会参加崇拜仪式，整个过程包括听宣讲，唱圣歌，募捐，祷告等。如果不愿意做祷告或者唱歌之类的事情（当然一开始也不可能知道怎么做），并没有人强求，只需要安静的呆在一旁即可。教会活动之后就是聚餐，菜式能够达到普通餐馆水平，交多少饭钱全凭自愿。教会里有时候会有一些体育活动，如足球、篮球、乒乓球、太极拳。
华人教会有时组织一些外出娱乐活动，如滑雪、宿营、野外行走——这些活动的费用一般自理，不过刚到美国的留学生大多没有进行这类活动的经验，有教会牵头不但可以学习如何生活，还会从集体行动中获得安全感。
华人教会的传教工作基本是口头宣传。有时候是让留学生所熟识的人——比如每周带他们买菜的师兄——先进行初步介绍，此后参加教会里的“查经班”活动，与其他人读圣经谈体会，这些查经班都热心鼓励新人提问讨论。如果参与活动多了，还会收到免费的传教书籍、录像和磁带。
美国白人办的教会，感觉上与华人教会是区别的。从教会正规崇拜的程序上看差不多，但是餐会的密集程度比华人教会低，内容也简单——也许应该说，华人教会把聚餐搞得过于红火了。
在户外娱乐上，白人教会往往花样繁多，他们的教会成员有时候会把中国留学生接到自己家，玩自家或者附近场所的游戏——这些游戏的主要设施大多早已购置，免费给客人玩一次也不会添加太多麻烦，比如骑马、射箭、枪械射击、水上快艇、水上摩托、草地摩托、钓鱼捞蟹、攀岩、漂流、真人CS——具体进行什么项目，取决于这家主人的条件。
美国白人传教自然是说英语，在感情交流方面打了一些折扣，不过也吸引了想提高英语水平的人。在口头沟通之余，白人教会还会赠送中文圣经和中文DVD（自然都是传教用的），工作之到位让人惊讶。
白人基督教会对访问学者群体的工作特别到位。虽然这些中国人只是交流访问一年半载就会回到中国，但是他们都会受到热情招待。从传教角度考虑，大概白人教会更需要聚集华人活动的人气，大量接触这些短期访问学者能够也可以提高白人传教士的经验值。而且，越是在美国短期交流回国的中国人，越容易相信他们在美国所听到的东西，对于影响基督教在中国的形象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上边比较华人教会和白人教会吸引留学生的餐娱方式，并不是要鼓励留学生们都去蹭吃蹭玩。这些娱乐便利是作为“联络感情”的渠道出现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传教。一旦一个人成为了基督徒，他/她只能从属于一个教会。
华人教会娱乐性活动少，不是他们不想多高一些花样来争取教徒，而是因为华人移民社会成分比较单调，基本上可以分为无资产的体力打工者和无资产的“知识工人”，前者花在集体性娱乐上的时间比较少，而后者则偏好一些体力要求低的集体活动，于是，大家一起吃东西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集体娱乐”。而白人教会成员一般都移民美国很多代，受基督教的影响，他们会多生几个孩子，更可能有大块地产和添置较大的娱乐项目。白人基督教会的成分不像华人教会这样单调，可以说是美国老百姓的缩影，所以娱乐也更美国化一些。
由于中国文化里的“孝”理念，华人移民不少还带着年长的家庭成员，于是使得娱乐活动要照顾中老年人。美国人一般不和长辈同住，家里除了夫妻两人就都是孩子，所以娱乐更加年轻动感。
从大陆留学生角度看，白人教会的崇拜仪式也比华人教会要做得“自然”一些。大概因为华人之间的相同之处很多，而宗教仪式差不多算是唯一的差别，显得特别扎眼；而美国白人的基督教文化，早就在好莱坞电影里反复表现了，从中国人角度看觉得“和电影里面一样”。而且，一群中国人的祷告、聚餐、十字架和圣像、唱圣歌、学习圣经等，确实会让人联想到“早请示，晚汇报”“大锅饭”、伟人像、集体唱歌和学语录。
口头宣传教义方面，华人教会和中国留学生接触更多，一个留学生可能同时被几个人同时传教——如果是个喜欢随大流的人，受到这种群体性的吸引/压力就加入教会；而那些有“倔”脾气的人，则可能就此对基督教产生抵触情绪，实际上后一种情况并不少见。白人教会由于语言差异，首先就没法儿拉着一个中国人不停的 “劝”。按照美国式的人际距离，也不会有“强拉”的现象。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来说，华人教会有点像媒婆说媒，白人教会则有点“自由恋爱”的意思。
不过也不能认为华人传教都是生拉硬拽，而白人传教都春风化雨——有些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那是“样本”的问题：中国留学生接触到的美国传教士都是 “专业”的，他们能拿出中文印刷的圣经和中文DVD，这就很说明他们“有备而来”。而传教的华人里除了传教士之外，还有一般的基督徒，后者往往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个人修养参差不齐，如此传教，效果可想而知。在美国地铁和公交车上，偶尔会出现一些衣衫褴褛的白人和黑人高喊基督教口号，这些人才是美国基督教传教的“低端”部分。
根据前面的情况看，华人教会占着接触留学生的便利，“吃”的水平也高一些；而白人教会娱乐内容比较丰富，特别容易吸引年轻人。华人教会传教没有语言障碍，而白人教会的“距离美感”保持的比较好。那么要问哪个教会能把留学生转化为基督徒——这还是取决于中国留学生自身的动机。
第一次接触
目前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数量很多，一方面他们主动要求接触美国社会，也必然就要接触到基督教文化；另一方面，这些中国留学生有较好的经济前途，大多数又毫无涉及宗教的经验，对于传教活动，是一片肥沃而又空旷的处女地。
但是留学生和教会这两边在最初是没有任何接触的，除非留学申请之初就明确申请教会学校。那么这些中国留学生第一次接触基督教大多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呢？
一般来说，在踏上美国土地最初半年，尤其是第一个月里，绝大多数人都会与教会发生直接接触。而间接的接触则从飞机离开美国之前就在进行了。
这么说并不是要把基督教会描绘成特工组织，因为从留学生去美国之前，到他们逐渐在美国开始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会经历一些事情，结识一些人，从而为接触教会提供途径。时间上可以大致分为：入学申请、到达美国、入学开课、熟悉社会四个阶段。参与的组织、人员则包括：中国的英语培训机构、美国校方机构、美国的老师同学、美国的基督教会、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等华人团体、个人亲友及在美结识的友人等。
以研究生入学的过程为例，学生可以在前面提到的几种社会力量里面选择：（1）如果这个教授手下有其他中国学生，那么该教授会请自己手下的中国学生帮忙—— 实际上也就是新生未来的“师兄师姐”。而手下有不止一个中国学生的教授，多半自己也会是中国人。更极端的情况是在美国的中国教授及科研小组里干活的全都是中国学生，这种情况下拒绝来自教授和同学的帮助都会显得很不好意思。（2）如果教授和师兄师姐都没有中国人，留学生们就会联系这个学校的中国学生会，或者本地的中国人团体。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点很容易做到。（3）如果这个留学生有亲朋好友在美国，那么这种“海外关系”也会帮忙。
这里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只是学校社团名单上的一个名称，并不是有固定场所的官方组织。很多时候就只是一伙“穷学生”的集合。所以学生会成员即使在机场提供帮助，其财力约束也限制他们进一步提供帮助的能力。从中国学生感觉上来说，“中国学生会”是一个可靠的机构（大概因为新闻里常播“美国某地某学生出事，中国学生会为其家庭募捐”的新闻），可以成为他们求助的选项。而在中国学生会收到太多的请求时，还是要主动或被动地和教会联系来分担压力——这就是为什么说“间接的接触从飞机离开美国之前就已经在进 行了”。
当然，完全不依靠别人，一切自己搞定的也大有人在。不过善意的帮助很少会被拒绝，更何况中国人已经遍布美国各州的城市了呢。
这个阶段里，有人帮助会避免走一些弯路，比如联系住房之类的事情。至于到了美国之后主要的两个生活问题——“住”和“行”，就需要新生自己面对了。
“住”的方面，如果学校没有安排宿舍，就要自己找。在美国租一间公寓并不难，难的是让人从机场出来当天就签署合约并且入住，新来的留学生习惯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花，刚开始看见什么价格都习惯性地乘以6（早些年是乘8的），自然不舍得住宾馆（一宿核算成人民币约从500到2000）。
常见的解决方案是让一个“临时家庭”收留新生几天。有一些比较好的教授会充当这个角色，让学生在自己家地下室短期居住一下，可惜这样的教授不多。更多数的临时家庭，其实是由教会联系的基督教家庭。就算找到了廉价的公寓可以长期居住，这些公寓的管理者也有可能是个兼职的业余牧师。
相对于同学、学生会或者亲朋好友，教会的实力相当雄厚。从联系暂住的家庭，到免费提供家具并且帮助运输，都能提供很大的帮助。这些便利对于不少大陆留学生来说是不可替代的，也就是说只有从教会，才能获得这些资源。
而且以上几个社会群体的界限比较模糊，比如某个接新生的热心人，他可能既是新生的同门师兄，也是学生会成员，同时还是中国留学生里的基督徒。对于新生来说，很难一句话说出他是“代表”了什么社会角色。
华人教会结合了中国人与基督教会组织的两方面，其优势主要表现在其信息资源上，能够方便地联系到中国新留学生。至于说而其财力、宣教水平、人脉拓展等方面，并不比其他的基督教会雄厚：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曾经在新生公寓附近看到一辆崭新的中型运输汽车，车身上非常专业的喷涂了韩文和英文，表明这是一辆属于本地韩国教会的专用车——本地的华人教会一般是让教徒用自家私车，由教会购置专用车辆的现象还很罕见，这可能与韩国本土基督教势力发达有关。
再说“行”。一般美国公寓不带家具，尤其是没有床——总不能长期睡地板，那么就要买家具，这时候就需要一辆车来帮助搬运。教会这方面的工作很到位，他们不但在新生开学时募集大量旧床垫，并且帮助搬运。
自己不想要正式的床，也可以从超市里买个充气的床垫将就上一年半载的。或者和新来的同学一齐外出“捡家具”——不是“偷”，在美国真的可以“捡”家具——那么趁没有开学的时间，可以不用借车就解决这些需求。但是后面一旦开学，事情忙起来，又会在每周买菜的时候遇到麻烦。
不管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国内是如何生活的，在美国都能练出自己做饭的本领，主要原因还是为了省钱。他们固然可以搞辆旧自行车或者搭公共汽车来回于超市和公寓之间，但是在南方大雨瓢泼倾盆的时候，在北方大雪没膝及腰的时候，或者在各地烈日暴晒的时候，蹬自行车、等公共汽车都无异于一种修行。何况有些卖中国货的超市总是藏在城市最偏僻的角落，用汽车半小时可以到达的地方往往要花去自行车或者公交车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行善事，愿意让你搭车，会考虑一下吧？
当然，上面说的困难早就通过互联网传到了大洋彼岸，于是现在不少留学生倾向于刚到美国的半年之内，就买一辆二手车，由几个学生一起分担费用。而有的学生从下飞机就有个指导教师可以联系，可以住在学校宿舍，吃学校食堂。
是不是这样就不会接触到教会了？
其实不然，当你不找教会的时候，教会就来找你了。不少人在秋季开学之后的“感恩节”和春季的“复活节”（两个重要基督教节日），会被美国家庭邀请。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除非在美国拒绝接触身边的社会，或者一个本地朋友也没有交到。
如果留学美国高中，指导教师可能就直接把留学生安排给了家里摆着《圣经》与神像的“临时家庭”，就更无可避免的要接触基督教了。
让留学生与教会迅速发生首次接触的“社会力量”，可以总结如下：
（1） 美国的学校机构，大多是严格保持宗教中立的，但是由于学校把中国学生从中国社会里拉出来，又只负责留学生学习，不干涉学生的社会生活。“不干涉”，实际上给美国基督教会留下了给予影响的空间。
（2） 美国的教师教授：在扮演学校雇员时，他们严格恪守职业要求，但扮演朋友角色时，可以传教。
（3） 同学和中国学生会：由于财力有限，在解决新生困难时乐意借助一切可能的帮助。和教会的力量有一定的重合。
（4） 教会：刚刚开始了解美国社会的留学生，会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也就成为传教的最佳“窗口期”。所以教会对于刚到美国的中国人都力争尽早发生接触，而且总是经过新生所认识并信任的人来发生接触（这个很重要）。
（5） 在美国的亲友和新结识的友人：由于美国基督教徒的人数很多，这样会成为一个接触基督教的渠道。但是这其中也会存在极端反感基督教的人，会披露一些基督教的负面材料。总体来说，这个渠道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受到个人性格的影响很大。
（6） 中国英语培训机构：即使不提名字大家也能猜到是哪一家。这个学校的教师喜欢将与培训目的无关的英文资料在上课时转手给学生，学生们在大量接受英语单词的同时，也就接触了内容繁杂甚至矛盾的西方文化思想。灌输进那些年轻头脑中的理念，和他们对英语文化的崇拜心理，为其后来接受基督教做了一定的预备工作。
但是留学生和教会这两边在最初是没有任何接触的，除非留学申请之初就明确申请教会学校。那么这些中国留学生第一次接触基督教大多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呢？
一般来说，在踏上美国土地最初半年，尤其是第一个月里，绝大多数人都会与教会发生直接接触。而间接的接触则从飞机离开美国之前就在进行了。
这么说并不是要把基督教会描绘成特工组织，因为从留学生去美国之前，到他们逐渐在美国开始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会经历一些事情，结识一些人，从而为接触教会提供途径。时间上可以大致分为：入学申请、到达美国、入学开课、熟悉社会四个阶段。参与的组织、人员则包括：中国的英语培训机构、美国校方机构、美国的老师同学、美国的基督教会、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等华人团体、个人亲友及在美结识的友人等。
以研究生入学的过程为例，学生可以在前面提到的几种社会力量里面选择：（1）如果这个教授手下有其他中国学生，那么该教授会请自己手下的中国学生帮忙—— 实际上也就是新生未来的“师兄师姐”。而手下有不止一个中国学生的教授，多半自己也会是中国人。更极端的情况是在美国的中国教授及科研小组里干活的全都是中国学生，这种情况下拒绝来自教授和同学的帮助都会显得很不好意思。（2）如果教授和师兄师姐都没有中国人，留学生们就会联系这个学校的中国学生会，或者本地的中国人团体。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点很容易做到。（3）如果这个留学生有亲朋好友在美国，那么这种“海外关系”也会帮忙。
这里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只是学校社团名单上的一个名称，并不是有固定场所的官方组织。很多时候就只是一伙“穷学生”的集合。所以学生会成员即使在机场提供帮助，其财力约束也限制他们进一步提供帮助的能力。从中国学生感觉上来说，“中国学生会”是一个可靠的机构（大概因为新闻里常播“美国某地某学生出事，中国学生会为其家庭募捐”的新闻），可以成为他们求助的选项。而在中国学生会收到太多的请求时，还是要主动或被动地和教会联系来分担压力——这就是为什么说“间接的接触从飞机离开美国之前就已经在进 行了”。
当然，完全不依靠别人，一切自己搞定的也大有人在。不过善意的帮助很少会被拒绝，更何况中国人已经遍布美国各州的城市了呢。
这个阶段里，有人帮助会避免走一些弯路，比如联系住房之类的事情。至于到了美国之后主要的两个生活问题——“住”和“行”，就需要新生自己面对了。
“住”的方面，如果学校没有安排宿舍，就要自己找。在美国租一间公寓并不难，难的是让人从机场出来当天就签署合约并且入住，新来的留学生习惯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花，刚开始看见什么价格都习惯性地乘以6（早些年是乘8的），自然不舍得住宾馆（一宿核算成人民币约从500到2000）。
常见的解决方案是让一个“临时家庭”收留新生几天。有一些比较好的教授会充当这个角色，让学生在自己家地下室短期居住一下，可惜这样的教授不多。更多数的临时家庭，其实是由教会联系的基督教家庭。就算找到了廉价的公寓可以长期居住，这些公寓的管理者也有可能是个兼职的业余牧师。
相对于同学、学生会或者亲朋好友，教会的实力相当雄厚。从联系暂住的家庭，到免费提供家具并且帮助运输，都能提供很大的帮助。这些便利对于不少大陆留学生来说是不可替代的，也就是说只有从教会，才能获得这些资源。
而且以上几个社会群体的界限比较模糊，比如某个接新生的热心人，他可能既是新生的同门师兄，也是学生会成员，同时还是中国留学生里的基督徒。对于新生来说，很难一句话说出他是“代表”了什么社会角色。
华人教会结合了中国人与基督教会组织的两方面，其优势主要表现在其信息资源上，能够方便地联系到中国新留学生。至于说而其财力、宣教水平、人脉拓展等方面，并不比其他的基督教会雄厚：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曾经在新生公寓附近看到一辆崭新的中型运输汽车，车身上非常专业的喷涂了韩文和英文，表明这是一辆属于本地韩国教会的专用车——本地的华人教会一般是让教徒用自家私车，由教会购置专用车辆的现象还很罕见，这可能与韩国本土基督教势力发达有关。
再说“行”。一般美国公寓不带家具，尤其是没有床——总不能长期睡地板，那么就要买家具，这时候就需要一辆车来帮助搬运。教会这方面的工作很到位，他们不但在新生开学时募集大量旧床垫，并且帮助搬运。
自己不想要正式的床，也可以从超市里买个充气的床垫将就上一年半载的。或者和新来的同学一齐外出“捡家具”——不是“偷”，在美国真的可以“捡”家具——那么趁没有开学的时间，可以不用借车就解决这些需求。但是后面一旦开学，事情忙起来，又会在每周买菜的时候遇到麻烦。
不管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国内是如何生活的，在美国都能练出自己做饭的本领，主要原因还是为了省钱。他们固然可以搞辆旧自行车或者搭公共汽车来回于超市和公寓之间，但是在南方大雨瓢泼倾盆的时候，在北方大雪没膝及腰的时候，或者在各地烈日暴晒的时候，蹬自行车、等公共汽车都无异于一种修行。何况有些卖中国货的超市总是藏在城市最偏僻的角落，用汽车半小时可以到达的地方往往要花去自行车或者公交车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行善事，愿意让你搭车，会考虑一下吧？
当然，上面说的困难早就通过互联网传到了大洋彼岸，于是现在不少留学生倾向于刚到美国的半年之内，就买一辆二手车，由几个学生一起分担费用。而有的学生从下飞机就有个指导教师可以联系，可以住在学校宿舍，吃学校食堂。
是不是这样就不会接触到教会了？
其实不然，当你不找教会的时候，教会就来找你了。不少人在秋季开学之后的“感恩节”和春季的“复活节”（两个重要基督教节日），会被美国家庭邀请。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除非在美国拒绝接触身边的社会，或者一个本地朋友也没有交到。
如果留学美国高中，指导教师可能就直接把留学生安排给了家里摆着《圣经》与神像的“临时家庭”，就更无可避免的要接触基督教了。
让留学生与教会迅速发生首次接触的“社会力量”，可以总结如下：
（1） 美国的学校机构，大多是严格保持宗教中立的，但是由于学校把中国学生从中国社会里拉出来，又只负责留学生学习，不干涉学生的社会生活。“不干涉”，实际上给美国基督教会留下了给予影响的空间。
（2） 美国的教师教授：在扮演学校雇员时，他们严格恪守职业要求，但扮演朋友角色时，可以传教。
（3） 同学和中国学生会：由于财力有限，在解决新生困难时乐意借助一切可能的帮助。和教会的力量有一定的重合。
（4） 教会：刚刚开始了解美国社会的留学生，会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也就成为传教的最佳“窗口期”。所以教会对于刚到美国的中国人都力争尽早发生接触，而且总是经过新生所认识并信任的人来发生接触（这个很重要）。
（5） 在美国的亲友和新结识的友人：由于美国基督教徒的人数很多，这样会成为一个接触基督教的渠道。但是这其中也会存在极端反感基督教的人，会披露一些基督教的负面材料。总体来说，这个渠道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受到个人性格的影响很大。
（6） 中国英语培训机构：即使不提名字大家也能猜到是哪一家。这个学校的教师喜欢将与培训目的无关的英文资料在上课时转手给学生，学生们在大量接受英语单词的同时，也就接触了内容繁杂甚至矛盾的西方文化思想。灌输进那些年轻头脑中的理念，和他们对英语文化的崇拜心理，为其后来接受基督教做了一定的预备工作。
引子
30年来，留美的华人一直处于迅速增多的过程中，华人与美国基督教的文化如何互相一直没有太多通俗的文字来记载分析。而从以下三个方面看，一些记录分析的文字是有必要的：
首先，美国向留美中国学生学者传播基督教的活动持续不断，教会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稳固积累，而大多刚到美国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学生）却仍然毫无准备就接触基督教，精神上的波动是难免的。如果能改变这种信息单向透明的状况，一定可以帮助留学生们尽快了解和适应在美学习生活。
其次，尽管基督教会向学生传教的热情是饱满的，但传教工作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导致旅美华人圈子里也流传着对基督教的一些不好的看法。一个例子就是旅美华人方舟子坚持不懈地反对基督教，还有某著名美国华人BBS的“宗教信仰”版面已经实际成为“反基督版”。这是由于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对美国基督教还没有基本的了解，一接触美国教会就突然面对大量信息所导致的思想反弹。从这个角度上说，介绍一点美国基督教文化，可以缓解传教活动产生的社会矛盾。
第三，这个系列也希望能让在国内的中国人了解美国基督教和社会的关系。中国大陆目前基督教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少人情绪强烈，但是观点并不理性。目前不少人对基督教的知识就像30年前他们对“市场经济”的了解一样少。美国的基督教影响范围广大，而且美国基督教的发展趋于稳定，是个博弈相对稳态的标本，尽管与中国国情非常不同，但对于尚处在博弈动态阶段的中国基督教一定有参考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个普通人对美国社会的观察，没有猛料可爆，也没有独家内幕，所有论点可以通过Google和百度查到验证。
胡亦庄 2010-10-10
首先，美国向留美中国学生学者传播基督教的活动持续不断，教会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稳固积累，而大多刚到美国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学生）却仍然毫无准备就接触基督教，精神上的波动是难免的。如果能改变这种信息单向透明的状况，一定可以帮助留学生们尽快了解和适应在美学习生活。
其次，尽管基督教会向学生传教的热情是饱满的，但传教工作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导致旅美华人圈子里也流传着对基督教的一些不好的看法。一个例子就是旅美华人方舟子坚持不懈地反对基督教，还有某著名美国华人BBS的“宗教信仰”版面已经实际成为“反基督版”。这是由于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对美国基督教还没有基本的了解，一接触美国教会就突然面对大量信息所导致的思想反弹。从这个角度上说，介绍一点美国基督教文化，可以缓解传教活动产生的社会矛盾。
第三，这个系列也希望能让在国内的中国人了解美国基督教和社会的关系。中国大陆目前基督教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少人情绪强烈，但是观点并不理性。目前不少人对基督教的知识就像30年前他们对“市场经济”的了解一样少。美国的基督教影响范围广大，而且美国基督教的发展趋于稳定，是个博弈相对稳态的标本，尽管与中国国情非常不同，但对于尚处在博弈动态阶段的中国基督教一定有参考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个普通人对美国社会的观察，没有猛料可爆，也没有独家内幕，所有论点可以通过Google和百度查到验证。
胡亦庄 2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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